近一个世纪以来，阿拉伯国家在传统的伊斯兰文明与近代西方文明的碰撞下，开始了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演化的过程，特别是二战后，阿拉伯国家卷入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之中，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等理论为指导，开始探索各自国家的独立发展道路，逐步实现这一历史性的社会变革。本文就阿拉伯国家这一历史性的社会变革进程，作一论析。
    一、现代化运动的早期尝试
    17世纪，在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同时，代表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国家面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挑战，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
    中世纪时，伊斯兰文明在西亚北非地区兴起，取代了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强大的凝聚力与坚强的军事组织结合，建立了地跨欧亚非的军事神权大帝国。16世纪以后，东西方世界贸易的通道由大陆转向海洋，奥斯曼帝国在与西欧新兴海上势力的竞争中节节失利，转而出现西方国家侵略、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局面。当时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地方分离主义盛行，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及北非的柏柏尔等地区，实际上都处于半独立状态。
    面对日益衰败的国运，奥斯曼帝国于18世纪初开始了从军事技术上学习西方的革新尝试，连续进行了几次“西化”改革，出现了一批探讨奥斯曼帝国现代化道路的先驱者。事实上，“西化”改革并不首先出现在奥斯曼帝的本土--土耳其，早在17世纪，黎巴嫩因地缘关系首先受到西方影响，埃米尔法赫鲁丁在位期间，推行了仿效西方、变革图强的政策，这应该说阿拉伯现代化的最早尝试。
    法赫鲁丁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和对外政策，为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渗入黎巴嫩敞开了大门。他从意大利招聘建筑师、水利工程师和农业专家到黎巴嫩工作，改良耕种方法。黎巴嫩的国势强盛，麦耳尼二世的独立倾向及其在宗教上的兼容并蓄，触怒了帝国政府，土耳其素丹派兵攻打黎巴嫩，麦耳尼二世被俘处死，改革被迫中断。
    17～18世纪俄国彼得大帝仿效西方的现代化改革获得成功，“西方化”成为“现代化”的同义词。奥斯曼帝国从中看到了变革图强的希望，易卜拉欣在位期间，设立驻外大使馆，要驻巴黎的大使“详细研究有关文明与教育的各项措施，并汇报其中能应用于帝国的东西。”这样，西方文明首次通过官方渠道进入了奥斯曼帝国。
    塞里姆三世上台后，提出了建立“新秩序”的改革方案，为建立一支完全按欧洲方式进行训练与装备的新式军队进行了不懈努力。接着，马哈茂德二世以其“西化”的改革特色博得“奥斯曼彼得大帝”、“异教徒素丹”的称号。他取缔阻挠改革的近卫军，组建新军代替；他向欧洲派出首批军事留学生，恢复和新办了一批军事院校；他加强中央集权，成立中央各部委，配备经过训练的文职官员，以文官为省长代替地方总督；在施政方法、军队和文官的服装及至社交方式上，他都采用欧洲模式；他废除封建军事采邑制，改革税收，发展邮政交通，出版报纸。1839年颁布的敕令与1856年的改革诏令都涉及了刑法、税收、公民权利、征兵制度等内容，比较多地体现和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和思想。但可悲的是，所有这些改革都因教俗及封建主的反对等诸多原因而失败了，进而导致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的急剧衰落与解体。
    当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的改革举步维艰之时，帝国统治下的埃及局势因1798年拿破仑军队的入侵而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埃及人民在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的领导下于1801年将法军驱逐出境，赢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阿里因此成为实际上的埃及最高统治者和现代埃及国家的奠基人。他在统治期间（1805～1849），就内政外交各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措施如下：
    农业方面，实行土地“国有化”、发展经济作物、兴建水利工程、控制农作物种植计划、建立对农产品的专卖制度。
    工业方面，从外国引进技术力量、大力发展工业，为了满足军队的需要，还兴建了火药、军火、造船等军事工业。
    商业与财政金融方面，强制推行专卖政策，力求垄断全部农业和手工业商品。其次，改进税收制度，把过去征收的各种赋税合并到土地税内，税额根据土地和水利条件而定。1843年国家银行在亚历山大港建立，主要解决信贷等问题。此外，聘用法国财政专家整顿财政，以消除财政上的混乱状态。
    军事方面，开办各类军事学校，加速训练装备精良的新军，与此同时，派遣留学生到法国、意大利学习军事。
    文化教育方面，建立印刷厂，出版古典著作和各种新作品，翻译外国书籍，派遣留学生到法、英、意等国学习，还在国内建立了几十所初、中级和专科学校。
    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埃及得到了飞速发展，很快成为奥斯曼帝国境内最强大、实际上已独立的省区。
    改革使国力增强，维护了国家独立，但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扩张，给封闭落后的阿拉伯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荡，危机意识孕育了改革思潮，阿拉伯国家的改革运动因此不断展开。这一阶段是阿拉伯国家现代化运动的摸索和尝试阶段，它们的改革措施零碎、肤浅，把“欧洲国家综合力量的优势”简单地理解为是它们的军事技术、教育制度先进之结果，并未深入到政治、经济领域，结果在学习、吸收欧洲文明的过程中实行了军事至上的政策。
    伊斯兰教的传统势力在此阶段与改革力量发生了冲突，对阿拉伯现代化运动显露出阻碍作用，伊斯兰传统对西方异域文明的抗拒性初见端倪。阿里利用手中权力，向清真寺征收不动产税，从经济上削弱宗教力量。他还像奥斯曼帝国素丹马哈茂德二世那样千方百计地剥夺伊斯兰教教长的财权、行政自主权、司法权和教育权，阿里的改革举措，使埃及的西方化、世俗化程度大大领先于其他阿拉伯地区。
    这一阶段的改革运动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尽管有困难，也遭受过挫折，但成果喜人。从宏观上看，改革进程的总趋势呈螺旋形上升，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改革运动的曲折性、反复性和艰巨性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