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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东铁路和苏联秘密外交(1924—1925)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 布鲁斯A•艾里曼 参加讨论

十月革命以后,根据两个以前签定的未发表的秘密协定,苏联恢复了贯穿满洲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中东铁路的大部分控制权。第一个协定是在1924年5月31日与北京政府签定的,第二个协定是在1924年9月20日与满洲的张作霖政府签定的。苏联政府签定了这些协定,尽管它再三承诺;将永不采取秘密外交它也恢复了俄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尽管一份1919年苏联宣言答应将这条铁路归还给中国。为了巩固在这条铁路的权力,苏联于1925年1月20日又同日本签订了协定,该协定承认日本对南满铁路的权力(控制权),同时日本默认苏联对中东铁路拥有充分的权力。
    所有这些事件在苏联的宣传面前都不见踪迹。宣传反复要求其他大国跟随苏联放弃在华的租借地;例如,中东铁路被估价为五亿多金卢布,是在华最大的外国铁路租借地,该铁路向北满腹地延伸达1073英里。但自苏联政府于1919年7月首次承诺归还铁路到1925年1月与日本签订协定,快到六年时间过去了,在这期间,苏联政府却逐步否认了它1919年宣言中做出的承诺。
    苏联拒绝它平等对待中国的承诺的最后步骤是在1925年2月25日,当时苏联驻华大使,来昂·克拉克汉承诺日本二十一条的合法性,而许多中国人认为二十一条是外国不平等对待中国的最具侮辱性的典型。此外,在1925年5月间,苏联政府要求中国交出250000英亩领土的控制权,这一区域是与中东铁路相关连的前沙俄的租借地。当然,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私下进行的,不为中国公众所知。因此,在1925年中国大规模反外运动中,中国人民愤怒的焦点主要直接指向英、日和美国,而不是苏联。
    在中国,苏联秘密外交的广泛影响是巨大的,中国共产党深得人心的原因主要是基于苏联比其它大国对中国更好这一信条。在广泛的角度上,正是这一主张促成中国知识分子在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倾向苏联的态度继续鼓励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通过1949年革命而胜利进入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中国的秘密外交与它所宣扬的是截然相反的。假使这些中苏秘密协定的存在在当时为他人知晓,那么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合法性将受到严重削弱。
    1919年克拉克汉宣言
    为了利用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运动旨在反对凡尔赛和约维持日本于1915年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的(表面)决议。苏联政府助理人民委员,来昂·克拉克汉在1919年7月25日发表对华宣言。克拉克汉宣言承诺向中国提供凡尔和会看来已拒绝的一切,包括废除治外法权,归还租借地,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庚子赔款等。但克拉克汉最重要的承诺是将中东铁无偿(免费)归还中国:苏联政府无偿地将把沙皇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和俄国强盗豪发斯、塞未诺、克查克、前沙俄将军、商人和资本家等攫取的矿产、森林、黄金和其它开采特权和中东铁路一起归还中国。
    克拉克汉宣言在最后告诫中国,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它的唯一“伙伴和兄弟”是俄国的工人、农民和红色的俄国军队!
    克拉克汉宣言既是孤立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开展同北京政府外交关系的第一步,也是一次企图赢得中国人民同情的一次尝试。后来苏中两国关系克拉克汉宣言的矛盾围绕着这一事实:1919年7月25日,苏联报刊以苏俄致中国书为标题发表了此文件,1919年8月26日,Izvestiia版本没有包括有关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关键性词句;后来苏联外交官使用这第二份译本开始要求支付中东路的费用,并全然拒绝将该路归还中国。
    但除最初的苏方电报外,一份1919年发表的以一位苏联外交人员弗尔基米尔·费任斯基的名义发表的小册子进一步证实了克拉克汉宣言原译本承诺将中东铁路无偿归还中国(费列斯基1919:15)。1921年4月24日发表的另一文件‘共产国际远东秘书处公告’也与前两份文件相一致:
    苏维埃政府放弃在满洲的所有矿产开发与采木特许权,将中东铁路和所有被沙皇政府、克查克、塞米诺强盗和俄国资产阶级强行攫取的一切无偿地归还中国。
    这三份原始资料--最初的电报,费伦斯基小册子,1921年发表于共产国际自己的西伯利亚的译本,都证明苏联最初的确承诺无偿地将中东铁路归还中国。
    自艾伦·威亭指出克拉克汉宣言两份译文的差异后,学者们一直在争论译文的可靠性。威亭是通过考察1919年夏天苏联军事形势来解释译文的不同的。在1919年2月初,红军似乎无力收回中东铁路,而在8月中旬,红军已打败了大部分白色势力,威亭的解释是在克拉克汉宣言的第二份译文只是考虑了新的形势,当时负责官员意识到恢复在远东的立足点现在具备了切实的可能性。因而对待第二份译文比彻底放弃具有高度战略价值的中东铁路的第一份译文更为慎重(威亭1968:33)。但威亭的结论不能解释为什么最初的克拉克汉宣言仍被用来支持苏联在华的宣传努力,象迟至1921年共产国际西伯利亚刊物上所表明的那样。
    宋曾龙(译音--译者著)关于中苏关系的著作采纳了威亭的部分观点,但他断定苏联外交政策制定者分为两个阵营--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是理想主义者决定作出将中东铁路无偿地归还中国的承诺,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归还沙皇侵略的最具体的象征”而加强与中国的结盟。按照龙的观点,这些理想主义者相信与革命的是无价的(极具价值的)。但后来现实主义者决定保留对中东铁路的所有权(龙1976:131-35)。尽管妙趣横生,但龙不能验明谁是理想主义者,谁是现实主义者,也不能说明克拉克汉宣言冲突的副本为什么和怎么样传播和在1921年仍然继续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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