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此间，克拉克汉宣言却服务于另一目的：它有助于苏联资助的共产国际在1921年倡导创立中国共产党，并且促进该党在随后的岁月中迅速发展。事实上，苏联的慷慨承诺是第三国际宣传的主要依托。比如，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承诺不仅在1921年4月24日第三国际远东秘书处的刊物上，而且在1922年8月间，费伦斯基在Izvestiia发表的论文中，都反复提及（Whiting 1968：210）。同时，在中国，中共党员蔡和森，在1922年秋在党的刊物《向导》周刊上写道：布尔什维克已答应归还在满洲的沙皇所有财产，包括土地、矿藏和中东铁路（《向导》周报，第三期，1922年9月27日：17-19）。根据一本近来出版的中国历史，正是由于克拉克汉的慷慨承诺，使中国人民认为苏联是当时中国最真诚的朋友（斯潘斯1990：307）
    克拉克汉的承诺对于倾向苏联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但更为重大的是这些慈善性的提议为苏联与国民党领导人和广州革命政府首脑、孙逸仙的结盟铺平了道路。当越飞未能使北京政府同意中东铁路由中苏共管后，他转而求助于孙逸仙，并最终承诺给予他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帮助，200多万金卢布的贷款，还有八千支日制步枪，十五挺机枪，四支奥瑞斯加枪和两辆装甲车（塞西1991，卷2：527）。1923年1月26日，越飞和孙逸仙签署协定，要求中东铁路由中苏共管，承认所有决定需建立在双方“切实的权利和利益”的基础上，从而默认了苏联对中东铁路的法律权力（Sovetsko－kitaiskie otnosbeniia，1959：64-65）
    尽管这一协定指定中苏两国应平等地共管中东铁路，但文献表明苏联官员要求董事会十席中的七席。为换取共产国际的财政支持，孙逸仙和国民党员们迫使满洲最重要的军阀张作霖接受这一要求。亨克·斯尼弗利特在1923年5月31日给越飞的一封信中写道：“关于中东铁路问题，我今天得到消息，汪精卫和张继已从奉天返回，7-3比例要求未被采纳，张作霖已声明俄国最初要求5-5，他认为如果他采纳7-3比例，吴佩孚便能轻易地煽动反对他。”（Saich 1991年，卷1：414；卷2：545）
    苏联试图恢复中东铁路董事会7/10座席的做法进一步表明，它最初承诺无偿归还中东铁路于中国只是开展外交关系的策略。当北京政府不愿同意，苏联政府便转而求助于孙逸仙，而他为换取苏联军事和财政支持的承诺，很快便答应放弃了中东铁路的中方权利--而中东铁路相当于外国在华经营铁路的40%多。在此之后不久，苏联支持的国民党开始批评其他大国在华租借地和铁路特许权，上述交易便尤具引人注目；中东铁路几乎比英国在华拥有的铁路的50倍还多，铁路经过的区域成为中国各地最大的租借地之一（Hou1965：65）。（节译自《亚洲研究杂志》总53卷，1994年5月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