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他在给英国的反战团体“不再打仗运动”复信时，专门就科学与战争发表看法说：“你们问我对于科学和战争的关系有什么感想。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完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
    1931年2月16日， 爱因斯坦对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的讲话中指出：“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末，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从而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对那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功绩的人，爱因斯坦极力维护他们，并为他们讨回公道。奥西厄茨基（Karl von Ossietzky,1889-1938）是德国的政论家和记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反对德国沙文主义，宣传和平主义，后来成为积极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魏玛共和国时期，他在自己主编的《世界论坛》（Die Weltbühne）周刊上揭露了德国国防军头子秘密重整军备的准备工作，被控叛国，1931年11月被判处18个月徒刑。1932年12月大赦中被释放。希特勒上台后，他拒绝逃亡国外，并继续出版《世界论坛》。1933年2月他被关进集中营，并于1938年5月4日死于狱中。1934年，爱因斯坦提议把诺贝尔和平奖金授予在狱中的奥西厄茨基，他为此费尽心机，到处奔走活动，受到过不少冷眼。但几经波折后，诺贝尔奖委员会终于决定把193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金授予奥西厄茨基。
    把科学成果用以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这曾是爱因斯坦的终生追求。1935年，当爱因斯坦在获悉铀核分裂和链式核反应的发现以后，了解到德国正在积极从事原子能方面的研究，他在L ·西拉德的帮助下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美国着手研制原子弹，以免纳粹占先，会给人类造成无穷灾难。整整10年以后，爱因斯坦在谈到“关于建议制造原子弹的动机”时，非常后悔地写道：“关于原子弹和罗斯福，我所做的仅仅是：鉴于希特勒可能首先拥有原子弹的危险，我签署了一封由西拉德起草的给总统的信，要是我知道这种担忧是没有根据的，当初我同西拉德一样，都不会插手去打开这只潘朵拉的盒子。”
    爱因斯坦的晚年是在一种极度不满和不愉快中度过的，尽管他已加入美国国籍，可他仍然远离生养自己的国家，在美国受到法西斯代表人物的攻击，甚至被一些众议员起诉，被他们污蔑为是“美国的敌人”和“颠覆分子”。在他逝世前5个月， 他曾发表一个声明：“如果我重新是一个青年人，并且要决定怎样去谋生，那末，我决不想做什么科学家、学者或教师。为了求得在目前环境下还可得到的那一点独立性，我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做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这足见他的这种不满到了什么程度。他得不到自由和独立，不相信科学能解放拯救世界。这个声明发表以后，在美国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有趣的是，美国“管子业工会”居然通过决议，授予爱因斯坦荣誉会员称号。50多天后，爱因斯坦带着他的不满、怨恨和遗憾，在美国法西斯甚嚣尘上的叫嚣中怅然离开人间。
    爱因斯坦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人们不会忘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一再向全世界呼吁，用联合的经济抵制的办法来制止日本对华军事侵略；人们也不会忘记1937年“七君子事件”后，他所给予的正义的声援。在他的一生中，曾短暂地在中国停留过几天，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识到中国是一个“顽强的民族”。今天，我们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爱因斯坦逝世40周年，最好的形式就是记取教训，坚决反对战争，创造出人类向往的真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