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虽然属于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但我们却操同一种语言，即同一种独一无二的史学方法论的语言，这表明，知识是没有国界的。我认为，这一点是重要的。
    因为，从严格的科学观点来看，我们历史学家不应被术语所迷惑。我们都以名副其实的、普遍有效的科学方法研究文献，所以，我再说一遍，无论在巴黎还是在北京，我们使用的是同一种方法论语言，就此而言，我们都是学者。我们对文献进行考证和对比，有时还使用计量方法等等。但是，我们的研究与牛顿、爱因斯坦不同--让我们谦虚一些--，我们不可能像发现万有引力和化学方面的某些普遍规律那样提出历史的普遍规律。我们从事的不是，或者说很少是一种揭示规律的法则研究科学，而是以普遍的方法进行个案研究的科学，其成果主要是弄清通常具有个别性质的一些因果关系。
    当然，在某些问题上，有一些因果关系的发现也具有普遍的性质，与法则研究相去不远。例如，默弗莱（Meuvret）、古贝尔（Goubert）等人对法国和其它国家的食物危机的研究表明，在从东到西的整个欧亚大陆都可看到食物危机的因果关系，它们具有相同的特点：某些时期的恶劣气候导致小麦和大米等谷物歉收，由此引起谷物价格上涨，结果是残废率上升，结婚率和出生率下降，总人口减少，最终引发粮食骚乱（这便是英文中有名的food riots）。
    为了谈得详细一些并对不同学派之争作一些介绍，看来有必要先对年鉴派作某些修正，确切地说，我要怀着感激的心情，以我对自己所属的年鉴派的深厚感情，对这个学派重作评价，因为，它为自己塑造的形象或者说人们赋予它的形象太不准确。费尔南·布罗代尔虽然说过一些过于简单化的话，其实他既不排斥事件史，也不排斥事件本身。关于这一点，不妨读一下他的《地中海》的最后一部分，这部分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这位大师远非排斥事件史和事件的历史学家，他只是以他独有的方式来叙述过去。当然，谁也不会否认，他对过去的叙述是以影响深远的长时段为中心的，这种数以百年计的长时段，本身就是对短时段的确切性的否定。
    一般地说，谁都知道，事件可以把不那么引人注意的环境全部凝聚在自己有限的体量中。如同一颗初升的星星可以成为它周围大片乌云的中心或使之井然有序一样，事件可以用作破译深层结构的放大镜、显微镜。
    一个银河系可能遮掩了另一个银河系，但是它也可以通过重力蜃景作用反映出一个强大而遥远的类星体。说得直截了当一些，关于1572年巴黎群情激昂的场景，圣巴特罗缪之夜所提供的实况远胜于那些极其珍贵的公证文书。
    再则，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发生的事件，往往造成广泛的断裂，其后果长时间地为人们所感知。在这方面，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和被理解的程度各不相同；乔治·迪比（Georges Duby）研究的1348年的瘟疫，1715年路易十四之死--请参阅布吕什（Bluche）的有关著作--都属于此类；此外还可以提及斯大林逝世这一重大事件。1348年的黑死病和路易十四之死在各自极不相同的领域中引发了巨大的变故和断裂。前者反映在人口上，自1348年到1450年，西方人口出现了灾难性的锐减；后者反映在文化领域里，我想说的是路易十四死后启蒙运动在18世纪的骤然兴起和法国在旧制度下的自由化，当然，路易十四于1715年去世、菲力普·奥尔良摄政以后出现的这种自由化，是相对的和局部的。
    事件会影响城市的历史，比如，1666年的伦敦大火和1755年的里斯本地震便是如此。这两场灾祸中的冲天大火分别在两个城市中烧出了一大片空地，给城市规划大师们发挥灵感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英国的沃伦（Wren）--你们肯定都知道圣保罗大教堂--和葡萄牙的蓬巴尔（P-ombal）便是这样的大师。说到这里，我们与罗伯尔·芒德鲁（Robert Mandrou）等研究开明专制主义的历史学家走到一起了。
    有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一个关键性的事件，得到了正确的分析，其长时段后果得到了很好的研究，这就是1527年罗马的被围困和被洗劫。法国艺术史专家安德烈·夏斯泰尔（Andre Chastel）对此进行了研究。那一年罗马陷落时，发生了大规模的劫掠，参与劫掠的大兵是卡尔五世的雇佣军，指挥官则是一个法国人。必须承认，这位指挥官是陆军统帅德波旁（de Bourbon），他在夺取罗马城堡时阵亡。
    罗马之战的原因很多。罗马惨遭洗劫之前，日耳曼人对拉丁人强烈不满，知识分子对神学家强烈不满，平民百姓对教会强烈不满，因为教会被有理无理地指责为腐败。我之所以说有理无理，是因为几位波尔吉亚（Borgia）家族出身的教皇虽然谈不上清廉，却是文艺复兴的伟大艺术的倡导者，他们在这方面远远胜过前几任教皇。尽管如此，罗马这个大城市在1527年被攻陷，毕竟是一个造成强烈震撼的灾难性事件，自此之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便是这个事件的影响之一。1527年之后的反应非常强烈，可以说是一股名副其实的反应潮流，一种悲剧式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风格， 反映出大难之后的悲观情绪， 这种风格在1540 年以米开朗琪罗为西斯廷教堂所绘的“最后的审判”达到顶点。 1527年的这一转折性事件后，孕育中的反改革运动为特伦托公会议制定教义信条作了铺垫，预示着极端天主教的巴罗克主义将达到鼎盛时期。1527年的罗马之劫也许不完全具有决定决意义，但却具有引爆性，梅迪奇王族时代文艺复兴的最后火花，就这样经由这个事件过渡到了一种新的宗教和艺术文化。这种文化略略摆脱了古代模式，宣告一种纯化了的、自我炫耀的、有时咄咄逼人的天主教教义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