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史学家、哲学家、人种学家，总之， 像爱森斯塔特和杰尔纳那样的历史人种学家以世界史的眼光去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18世纪以来西方的起飞问题，也就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近代化问题。在这个近代化之后，就是我们今天身处其中的多少有些疯狂的现代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神奇的变动，这个谜一般的近代化、这种有时几乎是歇斯底里的高速奔驰？爱森斯塔特等人条理不很清楚地指出，其原因与自由、宗教、民族、科学有关。
    A、自由
    1.欧洲（欧洲以外是日本）的封建主义准许人们享有无可争辩的多种自由。
    2.在基督教世界，国家和教会长久以来壁垒分明（该由恺撒管的归恺撒，该由上帝管的归上帝），因此而造成了各种权力的自我限制。
    B、宗教
    在这方面，在别处肯定会提到儒教，在欧洲则应该说说加尔文教派前资本主义的给人鼓动的道德；新教思想家们，无论德国人（马克斯·韦伯）和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都极力颂扬这种道德，以致于竟然忘了加尔文的原籍是法国。
    C、民族
    也许需要重新审视欧洲国家之间颇具竞争性的多元化。被强大的帝国或彼此竞争的帝国主义大国（法国、德国、英国等）瓜分的欧洲，也就是18世纪西方扩张时期的欧洲，生气勃勃，如果那时的欧洲是统一的欧洲，就不会如此充满活力，因为竞争是帝国主义的精灵之所在。
    也许还应该提及全面走向近代化的民族的出现，这种出现是危险的，却是积极的。D、科学
    最后一点，但不是无关紧要的一点，那就是科学的发展。
    恩斯特·杰尔纳兼收并蓄地总结道：大概以上几条都有一点。
    现在我要就历史人类学谈一点看法，这个学科确切地说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近数十年，法国人（中国人大概也一样）对这个学科谈论得很多。
    我们从权力人类学谈起；旧制度--我今天的演讲涉及旧制度较多--就是君主制体系的人类学。这个学科，这个分支，或者说这个亚学科或一个学科的枝杈，对于以君主专制为主体的旧制度--在法国有波旁王朝、伐卢瓦王朝等君主政体--时期的兴趣，主要在于制度史和礼仪史等新的研究对象。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的法国和外国史学家有：恩斯特·坎托洛维茨（Ernst Kantoravicz）、科莱特·博纳（ColetteBeaune）、萨拉赫·汉利（Sarah Hanley ）、 伊夫-玛利·贝尔赛（Yves-Marie Berce）、拉尔夫·吉赛（Ralph Giesey），当然还有马克·布洛克。他们都发现或重新发现了一些人物、团体或礼仪，以前这些都与王族相关或被说成与王族相关；由于这类礼仪被认为无关宏旨，所以严肃的史学著作长期对这类人和事不予重视。例如，坎托洛维茨极为重视的国王的两个身躯和兰斯加冕时的王权问题，君王葬仪上的奇形怪状的假人，被称为王血的那种液体，在法国和葡萄牙被称为“隐匿的国王”的那种神秘人物；当然，俄国也有这种人，那就是假季米特里。坎托洛维茨的《国王的两个身躯》极为畅销，这本书指出，耶稣基督是个两重人物，既是人又是神；这本书还指出，君王的人身和不朽的王权是分离的，君王有生有死，他们拥有的王权却是不朽的；这也阐明了加佩王朝、汉诺威王朝的王朝观念，尽管那些列有序号的国王，诸如路易十三、路易十四、弗朗索瓦二世等等，只是王族中的一个普通人。法国史学家阿兰·布罗（Alain Boureau ）企图对坎托洛维茨的想法作进一步的发挥，他对一些有关国王遗体的记录作了研究，这些遗体是加佩王朝的国王，大革命中1793年，神魂颠倒的雅各宾政权掘开圣德尼修道院里的这些国王的坟墓，辨明身分并做了记录。布罗先生运气不佳，他的著作出版时恰好发生了卡邦特拉犹太人公墓被亵渎的丑闻〔1〕， 由于联想的作用，这一事件使1793年的发掘国王坟墓之举更为令人憎恶。
    美国史学家伦顿·弗尔（London Fell）在他的书中， 针对上面提到的来自中世纪基督教和日耳曼部落蛮族人类学的国王有两个身躯的观念，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16世纪的王权与中世纪流传在蛮族中的关于国王有两个身躯的说法毫无关系：王权观念来自抽象的立法权，而立法权则与从罗马法继承下来的概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觉得，以这个观点看，坎托洛维茨的行情看跌。史学股票交易所里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