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重要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正如我刚才谈及路易十四时所说的，他们在各自的门类中，都可以是一种文化或一个时代的引爆剂或适当的、象征性的（当然是简单化的）概括。
    谈到人物，显然就要涉及传记和传记史问题。也许由于受到了年鉴派的影响，这类著作在法国长期被认为不值得受到称道。与此相反，盎格鲁一撒克逊历史学家在传记史学方面颇有建树，你们不妨读一读奈奇（Knecht）的弗朗索瓦一世传和邦加特内（Baumgatner）的亨利二世传。法国不久前出版了米歇尔·安托万（Michel Antoine）的路易十五传，写得很好，我在上一次讲演中提到了这部著作。传记在法国不受青睐已经有些时日了，直到1970年还是那样。它的重新崛起始于1971年，那一年出版了美国史学家肯达尔（Kendall）所著路易十一传。 此书后来被翻译成法文，算不得是上乘佳作。
    传记该怎么写？这说的是具有科学性的、可供大学师生阅读的、值得训练有素的同行注意的著作。即使是乔治·华盛顿、威廉·皮特这类伟大人物，与其十遍八遍地记述他们的一生，不如写一部科学性的传记，研究一个特定的人的一个特定的方面。目前再度兴旺的传记作品所呈现的正是这种趋势。例如，在法国有几种优秀的著作，其中有的是外国人写的，讲的是一位第一流的大臣如何发财致富的故事。英格兰--爱尔兰历史学家约瑟夫·贝京（Josheph Bergin）的书写的是黎胥留的财产，文献学院的克洛德·迪隆（Cloude Dulong ）夫人写的是马札然的财产。马札然身后留下的财产价值3800万里弗尔，在旧制度下这是一笔最大的资产，超过了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储备金。别忘了，他还有规模宏大的庄园、非常漂亮的修道院、营利性的若干省政府。在他之前的黎胥留也留下了2000万里弗尔家财，他也属于传统的积聚货币致富的那一类人，这类人中既有最好的人也有最坏的人，腰缠万贯的“腐化分子”包括苏利、玛丽·德·梅地奇、孔奇尼、马札然，还有黎胥留；稍后一些的是柯尔贝。这是一个伟大人物，他的来路正当和不正当的资产也高达1000万里弗尔。
    当然，正如比较史学当年对于马克·布洛克颇为重要一样，关于大人物私人财产的比较研究对我们来说也是很有价值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18世纪结束之后，法国再也没有拥有这么多资产的掌权人物了，要找只能到法国以外去找了，热带地区有博卡萨和马科斯，而在拉丁美洲，在新大陆的伊比利亚民主国家中，任期届满时卸职的总统若不是拥有数亿美元的大富豪，简直就令人不解。在欧洲大陆上，最后一个在任上大敛其财的人是德国纳粹分子戈林。当然，拿我们的红衣主教大臣们与这个可鄙的家伙相提并论，多少有些失之不恭。不过，之所以提及戈林，只是想说他与前面提到的那些人一样，恬不知耻地大把大把捞钱，庄园、现金、名画，捎带着美女和毒品，样样都要。
    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即使是约瑟夫·贝京这位杰出的学者的传记作品（他是黎胥留财产状况的传记的作者），虽然十分出色，毕竟还有意识形态的一面，他对黎胥留这位伟大的法国国务活动家持尖锐批评、彻底否定的态度。这种态度一方面反映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对高卢人的憎恶，因为法国人在英国和美国通常是不被看好的，另一方面也出于他的左派的心态而敌视黎胥留，因为不管黎胥留自己作何想法，他在身后是被视为法国的民族主义甚至是天主教右翼原则的体现者的。
    既然谈的是一般性问题，就有必要对回忆问题说上几句。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做了一件很好的工作， 把一些能勾起回忆的地方作为写作的主题，诸如先贤祠、巴黎圣母院等等。这就开创了回忆史学，菲利普·茹塔尔（Philippe Jutara ）在研究塞文山区新教徒的回忆时也曾考虑过建立这样一个学科。
    当前有一种趋势（较之科学研究部门，新闻媒体中这种趋势更甚），要以回忆取代史学；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不管怎么说，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或者说是科学的一种类型（请参阅本文篇首部分），总之是一种知识，是理性，是学问。回忆则是飘忽不定的，是不受控制的舆论，是看法。回忆可以是一个卑顺而有用的女婢，服务于对过去的认识；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必定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婢。但是，只有经过史学评论慎审的、过细的修正之后，回忆才有意义。
    况且，说到底，并非一切都是回忆，然而，一切都是历史，因为宇宙学告诉我们，自大爆炸（big bang）以来，已经过去了一百五十亿年，现在我们对宇宙的历史也有了一种历史观。好了，就此打住。
    在法国史学思想的各个分支中（法国以外也一样），我应该在今天这个简短的讲演中，就世界史说上几句。你们可能觉得奇怪，但事情就是这样。在法国，罗伯尔·博诺（Robert Bonnaud）以他非凡的才华挑起了这个“专业”的担子，这当然是一个需要胆魄的专业，因为今天已不是博絮埃的时代了。 此外还应提到以色列史学家爱森斯塔特（Eisenstadt）和英国的历史人物学家恩斯特·杰尔纳（Ernst Gellner）。
    在我看来，在爱森斯塔特和杰尔纳关于世界史，至少是关于欧亚史的思想中，有两个主题一再重现。
    1）对于久远的古代，爱森斯塔强调“轴心”时代， 也就是公元前最后一千年间，确切说是公元前600-400年间，这是一个伟大的世界性思想纷呈的时代。我们只需想一想，在这段时间中，欧亚各地出现了许多伟人，他们大体上可算是同时代人，诸如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孔子、老子；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涌现了具有人道主义性质的多种伟大的世界性思想。这个轴心时代实实在在是一个“日子”，是一个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