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方说，当今的法国人牢牢地记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对犹太人的迫害。杜维埃〔6〕审判、美国的一部新电影、 德雷弗斯事件一百周年等等，这些都在1994年中提出了诸如占领、合作、解放等最具普遍意义的问题，其中甚至也包括清洗。这些问题当然关系到二战时期的法国；但是始料不及的是，现在这些问题也牵扯到中欧与东欧，因为，中欧与东欧在漫长的战后时期之后，于1989年改换了制度，当然，制度的改变是在与1944年极不相同的条件下发生的。占领、合作、解放、清洗这些概念，都有待历史学家进行专门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与设在巴黎的当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不完全是一回事，当然，这个研究所拥有一批非常出色的研究人员：贝达里达、雷蒙、阿泽玛等。以德国对法国的占领史为例，现在这段历史基本上是从法国出发，并以法国人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我觉得，如果把它与19、20世纪的其它占领史（如俄国对东欧的占领）进行比较研究，肯定会有新的收获。与“正确的未来战胜者”的合作（例如面对俾斯麦德国的阿尔萨斯人），即使是被迫的，显然也不同于与“可憎的未来的战败者”（纳粹德国）的合作。1945年法国的情况也可以与1988-1993年间前民主德国地区的清洗进行对比研究。我觉得，跳出法国这个圈子去进行研究，大有好处。再说一遍，马克·布洛克对比较史学很有兴趣。
    我觉得，欧洲走向统一这件事，使得当前的欧洲史学正处在浪潮起伏之中。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现在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然而写一部欧洲史，却并不那么容易；不象写法国史、德国史、中国史那样可以沿着几百年或几千年间王朝更迭的线索去写。
    《欧洲史》的作者迪罗塞尔（Durosselle）是位大学者，在他看来，真正的欧洲人不是卡尔五世、拿破仑这类企图用武力统一欧洲的人，希特勒当然更不是，这是显而易见的。真正的欧洲人应该说是最早的联邦主义者，例如，亨利四世时期的苏利，菲利蒲·奥尔良摄政时期和路易十五在位时期的圣·皮埃尔教士，19世纪的蒲鲁东和雨果等人。这些胸襟开阔的人物命运不佳，他们遇上了好战的、更具影响的、更具决定性的民族主义分子。意大利的欧洲主义者马志尼被俾斯麦击败；欧洲和平主义者饶勒斯的反战努力被普鲁士皇帝威廉二世的好战言论所抵消，同样，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对面的是希特勒。不过，从1945年以来，这种恶魔逻辑终止被制止住了，联邦主义者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队伍，欧洲终于有了雏形。
    迪罗塞尔认为，当今重要的欧洲人物不是撒切尔夫人，不是戴高乐，而是让·莫内、罗伯尔·舒曼。他们虽然也是“民族主义者”，但更是“联邦主义者”。
    最后谈谈新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1989年到1992年间东欧各国垮台，这使欧洲内部的一些人产生了某种怀旧情绪，比如怀恋奥匈帝国。贝朗瑞（Béranger）和贝哈尔（Behar）等历史学家已出版了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这些著作告诉我们，自1711年土耳其人被逐之后，中欧一直在日耳曼-马札尔人的统治之下，这也就是哈布斯堡王朝时期；1920-1935年间是法国人的时期，但法国人没有足够的手段推行其政策； 从1936年到1945年，日耳曼-马札尔人卷土重来，其中主要是德国人。他们建立的秩序以瓦格纳歌剧的悲剧形式重演了哈布斯堡王朝赏心悦目的情节剧。我刚才说过，哈布斯堡的这出戏上演于1711-1919年间。1945年后是俄国人的天下，一直到1989年。至于谁是当前和未来的领头人，是德国还是欧洲联盟？我们现在还看不清。
    请允许我再谈谈周年纪念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也许是很奇怪的。从原则上看，这些周年纪念也许显得可笑，但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手段，能使一些历史事实深深铭刻在人民群众和中产阶级的脑海中。换句话说，周年纪念是一种普及、发展和完善历史学的手段。正因为如此，1987年纪念了加佩王朝（建立一千年），1992年纪念了美洲发现，1985年纪念了南特敕令废除，1989年纪念了法国大革命。
    A.先谈加佩王朝一千年纪念。这个日子很有意义，伊夫·萨西埃（Yves Sassier）、洛布里雄（Lebrichon）等历史学家写了书， 他们认为，这个日子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比如：是法兰西造就了国王们，还是国王们造就了法兰西？如今在我的同行中间有一种倾向，力图将法兰西说成是国王统治下的国家机器的纯粹人为的创造物。我觉得这种观点太离谱了，因为，在于格·加佩登上王位之前一千年，早在罗马帝国以前的高卢地区就有了一个国家，高卢地区后来为罗马帝国所占有。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的罗马化之后，法兰西经历了许多变化，但它依然是个拉丁国家，一个几乎完完全全的拉丁国家，它并没有扩展到真正的日耳曼地区。所以说，从地理上来看，即使地域界限不十分清晰，一个高卢-法兰西或高卢-罗马地区，肯定是早就有了雏形的。法兰西不是在随便什么地方都能建立起来的。我们民族的特性（不管后来如何在加拿大和非洲得到延续）是拉丁民族型的，或者如文献学家所说，是罗曼语族型的。肯定了这一点之后，就可以将问题掉过头来看。从罗马高卢到后罗马高卢，再到后加洛林高卢，最后为加佩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加佩王朝则在十世纪后最终建成了我们的民族。如果没有数百年间加佩王朝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请参阅《二十位国王建造了法国》一书，如果没有这个王朝的大大小小的合作者的努力，我们就不会有一个中央政权，甚至连法兰西民族是否会有也是个问题。让我们再作一个比较。美国诞生于联盟，从17世纪二十年代末到18世纪最后三十年，它最终融合了许许多多个人和盎格鲁--撒克逊的、信奉新教的社区，当然，在此之后，融合并未停止。法国形成的方式则不同，加佩王朝延续了八个世纪，也就是说，第一个王朝在地域上很广阔，在时间上很漫长，它对法国形成的贡献有时具有压迫的性质，往往是专制独裁的。这个王朝以其自认为好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官僚机构，但是，后来这套机构却使这个王朝运作不灵，在道义上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到了1789 年-1793年，王朝终于彻底倾覆。
    B.另一个纪念日是美洲发现五百周年。我觉得，这个纪念活动实际上有些“变味”了。这本应是一次历史的、民众的、国际的，甚至是世界性的纪念活动，但是由于涉及两大洲，由于1492年还发生了另两个事件，而这两件事与哥伦布和美洲发现都没有直接关系，因而1992年纪念美洲发现的活动有些偏离主题。1492年，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从当地的穆斯林阿拉伯人手中夺取了格拉纳达。1492年，犹太人被赶出了西班牙。由于这两个事件也发生在1492年，所以，为纪念哥伦布的“业债”而确定的活动，因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缘故，脱离了原定的主题，偏向了属于当今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一些问题。我们由此不难看出，当今的问题对历史编纂的影响非常巨大，有时甚至过于巨大了。这一点早已众所周知。
    其次，纪念1492年的活动中还出现了另一种偏离现象，这种现象是历史科学的新成果引起的，但事实上又远离历史科学的新成果。伍德罗·波拉赫（Woodrow Borah）和皮埃尔·肖努（Pierre Chauna）所称的贝克莱学派，以数字为依据，非常严谨地指出：过去所说的16世纪对印地安人的大屠杀，事实上是病毒、细毒引起的大量死亡，其原因是美洲土著居民对于来自欧洲的传染性病毒缺乏免疫力。在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百周年时，这种说法没有被大家认真考虑。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人们依然相信古老的黑色传说，认为西班牙征服者故意大量杀害可怜的加勒比人和墨西哥人。这种说法并非完全错误，但我认为，它只显示了很小一部分真相。黑色神话把可悲的后果归咎于西班牙人的利剑和火枪；可是，罪魁祸首却是病毒和杆菌，这些东西是没有祖国的，既不是加泰罗尼亚的，也不是加里西亚的，也不是安达鲁西亚的。但是，历史的误传并不因此而终止。会不会有人反过来告诉我们，有人故意把梅毒传进欧洲，为的是替新大陆上被征服者杀害的土著居民复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