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人类学也是印一欧人的极为广阔的领域，从印度到伊朗，从俄罗斯到日耳曼、拉丁、斯堪的纳维亚、克尔特诸国，在这个地区里，到处都可看到三类职务。乔治·迪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对此作了研究。这三类职务是：教士、贵族和农民，也就是祈祷的人、打仗的人和种田的人。乔治·迪梅齐尔用了五十多年时间对印-欧神话作了非常出色的调查，既包括欧洲（日耳曼、斯堪的纳维亚、拉丁和希腊），也包括伊朗和印度，可惜，迪梅齐尔直接授业的学生迪比松（Dubui-sson ）等人并非都能与他们的老师齐名。日本史学家吉田（Yoshida）指出，日本也存在着三类职务现象，第一类职务是教士，学者或行政官员，第二类是贵族和武士，第三类是农民。农民是从事生产的，所以负责人类自身生产的妇女也归在第三类中。你们所熟悉的日本虽然与印一欧国家没有什么共同点，但据吉田先生所说，那里同样有三类职务的区分，不过，我想说的是，当我阅读圣经时也处处发现这三类职务，尽管圣经具有强烈的闪米特人的特征，完全不属于印一欧体系。圣经里常常出现教士--审判官、士兵和收税人这类身份的人，这与迪梅齐尔所说的三类职务大体一致。但是，我再说一次，圣经里的犹太人全然不是印一欧人。
    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三类职务的体系在西方一直很重要，至少在18世纪末叶之前是这样。例如，法国的三个等级：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正是这三个等级于1789年组成了三级会议，拉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帷幕。美国史学家拉塞尔·梅杰（Russell Major）的著作论述了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主义君主制”下的三级会议问题，不妨一读。
    至于三类职务的起源， 英国历史人类学家恩斯特·杰尔纳（ErnstGellner）有所论及。三类职务的体系也许是一种文化的定式， 一种将社会生活区分为领导者、战士和农民三类的普遍倾向。这种区分在欧亚的许多地区都可见到，而且自新石器时代，从所谓的新石器革命起，就可见到。当然，这就远远超出了印一欧地区，而把整个欧亚地区都包括进去了，即使不考虑哥伦布之前的美洲，也包括整个欧亚地区。
    我谈到了历史文化人类学中有关文化的一些问题，诸如法国的边民少数人群、地中海、印一欧人等等。法国的历史文化研究人员提出了文化领域里的另一个历史问题，那就是伊斯兰问题。由于伊斯兰人口急剧增加，定居在法国的穆斯林已经形成为一个少数人群，所以对我们来说，伊斯兰问题日益显得重要。安德列·米盖尔（AndréMiquel）以令人赞赏的言词提出了1200年巴格达的哈里发之后伊斯兰的衰落问题，并分析了这次衰落的原因。到了20世纪，伊斯兰实现了令人震惊的新的崛起，这次崛起与高出生率和石油的关系极大。关于衰落的原因，米盖尔从反面说起，他分析了7世纪到11 世纪之间促使伊斯兰兴起的有利因素：伊斯兰以令人着迷的言词述说神的至圣至洁的崇高伟大，从而把过去被看成既是神又是人的耶稣基督贬为纯粹的人，把他说成仅是一个预言家而已。此外，面对萨桑王朝的压迫，伊斯兰号召实现平等，这就使向往民主的人怦然心动。
    在这种条件下，12世纪到19世纪间伊斯兰的衰落便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安德烈·米盖尔认为原因何在呢？第一个原因是乌姆玛〔4 〕不可能实现。穆罕默德提出的乌姆玛，是一种伟大的文化产生的一个持久不灭的幻想，它企图把宗教的和国家的组织、宗教的和国家的政治法律集于一体，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社团和社会。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空想。第二个原因是妇女地位的低下。第三个原因是一系列事件：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的入侵使巴格达的精英消失殆尽；15、16世纪以后，伊朗带着它的狂热首次东山再起，给阿拉伯世界造成了不利影响；最后还有11世纪至15世纪之间穆斯林西班牙的消失。第四个原因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
    1）中世纪的穆斯林地中海地区拥有大量金币， 后来不断地流向更加机灵、更具活力、拥有巨大出口能力的西方。这种情形与16-17世纪的西班牙大体相同，天主教的西班牙从美洲获得大量白银，却又不断流向北欧。
    2）伊斯兰世界缺乏封建制的活力。在欧洲， 封建制促成了许多雄心勃勃、咄咄逼人的大土地主集团，它们与农民建立了联系，既从事征战，又从事经营。
    3）发端于16世纪的基督教文艺复兴持续了很长时间，从那时起， 世界经济重心转向大西洋和美洲，从而使伊斯兰世界--无论是土耳其还是印度、蒙古，尽管地域依然很大，囊括欧亚大陆，--变成了乡巴佬。
    时至今日，石油和高出生率使阿拉伯世界再度充满活力。但是，已故纳赛尔和当今的萨达姆·候赛因的伊斯兰，还远未找到乌姆玛文明的无穷魅力，也就是中世纪早期伊斯兰--基督教文明的无穷魅力。
    说了中东，再说远东，当然，对你们来说，远东一点也不远。法国的一些史学家以比较史学的眼光，对远东地区的比较文化人类学作过一些研究。我本应谈谈中国，可是我对中国一无所知，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谈一谈日本。日本在19世纪孤孤单单地独自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突进。当然，中国在20世纪也跟上来了，但在19世纪，日本毕竟是在相当孤立的状态中开始近代化进程的。对此应作何解释呢？
    你们可能会说，我应该同你们谈谈西方与中国的对比，这样才更合适。这个问题确实应该谈，可是，我对中国问题实在太无知，无法对西方和中国进行比较。
    那好，现在就来回答这个问题。日本的突进是如何发生的？根据弗朗西纳·希海尔（Francine Herail）夫人及其合作者的研究， 日本和欧洲所经历的发展阶段极为相似。日本在公元头一个一千年中，处在半帝国状态，采用了中国的立法制度，此时的欧洲则处在罗马法的黄金时代。从10世纪起，日本出现了封建割据，从而在遥远（离我们远，离你们并不远）的东方有了一些自由和创举（军事的、商业的、文化的），这种别具一格的封建制使日本群岛得以避免墨守天皇制的成规，不然的话，日本人的事业心就会长期受到遏制。
    后来从16世纪下半叶起，出现了幕府的绝对王权主义（我们法国人对绝对王权主义这个词很熟悉，它指的是波旁王朝和17世纪的路易十四）。幕府之后，19世纪六十年代发生了明治维新，这场大革命部分地受到了西方和北美的影响。明治维新的后果，至今我们还能强烈地感受到。
    在人类学和人种学之后，我该谈谈当代史学的新动向了。所谓新动向，其实现在也已经变成旧动向了。我首先要谈的是人口学。在这方面，雅克·迪巴基埃（Jacques Dupāquier）的贡献很大。我要谈的并非研究得很多的人口学本身，而是与人口学挨得很近的某些事情，也就是与儿童史有的一些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以往过多地停留在菲力普·阿里埃斯（Philippe Ariès）的引人入胜的著作上。 据他研究，成年人对儿童的爱心只是在16、17世纪之后才开始发展。有人向阿里埃斯和支持他的观点的人指出，母猴对小猴显然是有母爱的，如果说人到了16世纪才知道疼爱孩子，那岂不是说，猴子变成人之后，原有的母爱却令人吃惊地消失了，直到数万年之后才重新出现。这些阿里埃斯派的先生们不以为然，仍然坚持己见，别人说也没有用。类似这种所谓的新发现还有好多，大多涉及以往我们认为绝对不成问题的观念和事实。在相当一段时间中，这类所谓的新发现在法国成了时髦。例如，德尼·德·鲁日蒙（Denis de Rougemont）就说过，人的情欲（这里指的是男人对女人的情欲）是在17世纪才被发明的，也就是在行吟诗人时代。又如，米歇米·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男人是在16世纪被发明的， 到了20世纪末，男人将会像沙滩上的脚印一样消失。这些论调被人们非常认真地对待，居然没人报之以捧腹大笑。若是那样，它们也许早就消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