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很有趣，但并不严肃，所以，现在人们重新以严肃的态度在专著的基础上进行儿童史研究。玛德兰·伏瓦齐尔（Madeleine Foisil）出版了一部十分详尽的艾罗阿尔（Héroard）日记，两大卷，内容涉及路易十三的童年，提供了有关他的童年教育的许多珍贵的资料。享利四世对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路易十三管教很严，很粗暴，经常训斥；可是，御医艾罗阿尔对王子的教育却是亲切的、简单的、这是一种属于蒙田式的近代教育。
    既然提到了国王的童年，不妨再说说波旁王朝的国王所接受的教育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幼年时代养成的保密习惯。路易十三突然将孔奇尼处死。路易十四出人意料地把富凯囚禁起来，事先不露声色，直到最后一刻才宣布。路易十五无声无息地一脚踢开了他的宠臣--首相波旁公爵。这三位国王在采取这些行动时都很年轻。最后还可以作一点补充：波旁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胡安·卡洛斯，通过严格保密的谋划，毫无先兆地把佛朗哥的同伙全都清除掉了。
    关于经济史，或者说社会经济史，或者干脆说社会史，我简单说几句。城市史在法国有较大进展。我本人对农村史研究得较多，农民在我们的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著名的城市史专家有让--克洛德·佩罗（Jean-Claude Perrot），在美国则有霍亨贝格（P.M.Hohenberg）和霍伦·李斯（L.Hollen Lees）等。在这些史学家眼中， 旧制度下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一圈农舍中间一个十字架，也就是说一个圆形城堡当中有一个十字路口呢？应该说我们对城市史的看法已经比较固定了，认为西方的城市大多是高卢一罗马型的。可是，从整个欧洲来看，特别是在莱因河和多瑙河彼岸，直到公元1000至1300百年，城市的形式才最终固定下来，至今变化不大。城市大多建在河流的汇合处，主体建筑则是一些城堡。英国和美国则不同，这两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新型城市。在古老的欧洲大陆上，罗马和中世纪的城市体系既广阔、灵活又坚实，足以容纳后来工业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小区。在法国，像鲁贝（Roubaix）这类飞速形成的城市， 是非常特殊的例外。雅克·勒高夫（Jaeques Le Goff）也是城市史专家之一，他在Seuil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城市史》。欧洲大陆的城市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后，在北方出现了阿姆斯特丹、伦敦、汉堡等大城市，它们的出现使得热那亚、威尼斯等地中海沿岸的古老而名声显赫的城市黯然失色了。
    我们的史学家认为，更具决定性的是在长达一千年时间中城市人口的增长，增长的过程持续了十个世纪，从公元1000年开始，我列举几个数字：公元1500年，欧洲只有4个人口超过20万的城市，到了19 世纪中叶，这样的城市有24个。
    再说说人口持续增长问题。我们的一些作者说，在公元1000年后的近一千年中，城市人口几次出现周期性的下降，例如在14世纪和15世纪，其原因是瘟疫。自此之后，欧洲人口曲线一直呈上升趋势。
    可是，专题研究表明，在这一总趋势的背景下，也有若干很难解释的奇特现象。启蒙时代的那不勒斯、君士坦丁堡和墨西哥城（墨西哥城当然不在欧洲），都有人口40万到50万。这些城市的人口如此众多，无法以这些城市所具有的行政功能来解释。对于伦敦和巴黎（1559年人口为35万）来说，城市的行政功能确是人口增多的重要原因，但对于那不勒斯来说，就不大讲得通。
    此外，我们的史学家们认为，旧时的西方城市并未完全与农村脱钩。1550年蒙彼利埃的成年人口总数中，20%是农民。
    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城市不一定剥削农村。我特别希望强调这一点，因为即使在我的同事中，也有人持这种肤浅的，但却流传很广的看法，认为农村受城市剥削。其实，情形甚至可以说是正相反。城市对食品和奢侈品的需求，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促成了农业生产的多样化。 如果没有鹿特丹和德尔夫特等城市的市场（请参阅范德维（Vander Vee）关于荷兰的著作），荷兰的郁金香和乳酪业就不会达到我们所知的兴旺程度。
    今天我谈得较多的旧制度时期也是一个发展时期，而对于柏林、凡尔赛等政治中心来说，则是初创时期。凡尔赛宫的现任总管是杰出的历史学家巴勃隆（Babelon）先生。
    旧制度时期的城市，尤其是政治中心，不论是巴罗克风格的还是古典风格的，都十分重视建筑物的外墙和城里的主要街道，街道有时呈鹅掌形布局，凡尔赛、华盛顿、巴黎的荣年院所在地都是这样（请参阅布侣什的有关著作）。在这方面，我要向你们大力推荐一本书，那就是H-achette出版社出版的让-罗伯尔·比特（Jean-Robert Pitte）的《巴黎历史地图新编》。
    此外，在我们的城市中，石砌的塔楼林立。之所以如此，大多出于众所周知的宗教原因，尤其是那些教堂奇多的城市，例如冈城（让-克洛德·佩罗著有专题研究），有的则是为了炫耀贵族门第，例如意大利的圣吉米涅阿诺、波伦亚等。这就告诉我们，塔楼的两大的功能是显示宗教和城市贵族。
    历史学家们很关心穷人问题，这里说的是城市中的穷人，当然也关心农村的穷人，但主要还是城市贫民。贫民在城市人口中占很大比重。波兰历史学家（他也是一位政治家）布隆尼斯拉夫·盖伦梅克（Broni-slaw Geremek）的研究显示，1520-1530年间，贫民的形象有很大变化。根据维威斯〔5〕的记述， 对穷人的救助从那时起基本上不再是个人的慈善行为，尽管慈善事业总是令人鼓舞的，救助已是具有近代色彩的集体行为。虽然也采取驱赶等惩治措施，但主要是对城市贫民实行全面救助，组织他们学手艺，帮他们就业挣钱等等。这些与新教改革、城市改建、国家的诞生、近代心态的萌发等等都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