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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欧洲的史学研究近况(7)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史学理论研究》 埃马纽埃尔•勒鲁 参加讨论

最后,五百周年纪念活动中还出现了对于美洲大陆究竟何时发现的讨论,一些人认为晚于1492 年。 巴托罗缪·贝纳萨(BatholoméBe-nassar)是一位杰出的伊加利亚地区史专家,他认为,美洲的开发并非始于1492年,而是始于1520-1530年间,也就是在1519年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波萨罗征服秘鲁(1531-1532年)之后。贝纳萨和贝纳尔·文森(Bernard Vincent)等人认为, 即使中世纪是在1453年或1492年结束的,近代的起点也仍应是1520年。如此说来,将近30年后,也就是在2020-2030年之间,我们还得纪念另一个五百周年。
    在地理大发现(美洲)之中,是否还需添上一笔,把极为出色的历史学家阿兰·科班(Alain Corbin)所说的“海岸发现”也纳入其中呢?海岸发现指的是当年西方人大批涌向大海,而今天涌向大海的则不限于西方人,更多的是涌向沙滩和海滨浴场的“古铜色”或“近似古铜色”的妇女。阿兰·科班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认为,“海岸发现”这一现象的开始和发展时期是1750-1950年之间,他已写出了一部论述这一现象的佳作。他认为,这一现象最初出于医疗目的,在18世纪五十年代,一些英国医生让患者到水温为10℃的浪涛汹涌的海里去洗冷水澡,而且还得喝下半品脱海水。阿兰·科班以他的研究对感觉史作出了贡献,吕西安·费弗尔很久以前就希望能有这样一部感觉史。当然,感觉史不是心态史,两者不可相混。
    C.第二个纪念活动是(1685-1985)南特敕令废除。当然,这项纪念活动对被纪念的事件的性质没有提出什么问题。断然禁止法国的胡格诺少数派,这是一个令人憎恨的举措,对此谁也不持异议。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史学又一次显示了它的引人入胜之处。请允许我再次提及自己。我本人参与了1685-1985南特敕令废除三百周年纪念活动,我曾指出,法国应该为废除南特敕令一事自责,因为法国当时对新教徒采取了镇压的态度,而且延续很长时间。但是,法国人并非是唯一应该受到谴责的,我在一些文章中曾指出,英国人在宗教问题上也不是清白无瑕的。他们也让天主教徒,尤其是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吃尽了苦头。这依然是比较史学。可是,信奉新教的法国同行对我的说法大为不满,对我进行尖刻的批评,说我把18世纪末绝对王权主义下的法国与自由主义下的英国相提并论。绝对王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确实截然不同,两者的区别应该让英国人感到荣耀。可是,荣耀归荣耀,爱尔兰的档案却不会因此而替英国人说好话。从克伦威尔到威廉·皮特,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原籍英格兰或苏格兰的新教徒地主们,几乎夺走了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全部土地。这种范围广泛的土地权的转移,可称为名副其实的耕地“废除”。所以,1685年废除南特敕令时,法国的知识分子和笛卡儿主义者对胡格诺派的信仰进行攻击,恣意地滥加侮辱。英国人讲求实惠,他们把爱尔兰的罗马天主教信徒的大大小小的地产作为攻击目标。
    1700年前后法国有一批富有的新教徒,他们大多是阿尔萨斯的路德派,波旁王朝大体上允许他们安居乐业。还有许多“贱民”新教徒,也就是多达百万人的加尔文派,他们主要分布在法国南部,几乎全都遭受无情的道害。
    就在同一时期,不列颠诸岛上也有一些富有的天主教徒,在伦敦和兰开夏等地,当局不大刁难他们,他们可以说是被人容忍的。此外也有上百万的“贱民”天主教徒,也就是爱尔兰的“教皇派”,他们遭到了英国人最粗暴的压迫。
    当时的伦敦和巴黎犹如两条恐龙,伦敦是英国国教的中心,巴黎是法国国教的中心,它们对边缘地区的少数人群施加沉重的压力。在爱尔兰受压的是克尔特-天主教少数人群,在法国受压的则是南部讲奥克语的新教徒。英吉利海峡两边在建设中央政权的过程中,都肆无忌惮地使用强制手段。这种事若发生在20世纪,我们定会大为震惊。我们不妨这样认为:南特敕令的废除确实令人不快,但此举却是近代国家的产生和民族整体形成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事当然不可能舒舒服服地完成的。
    D.最后谈谈最为壮观的1789年革命二百周年纪念。索布尔派和弗朗索瓦·菲雷派相互对立。索布尔派以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为代表,体现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准确地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资产阶级的上升。 菲雷派中还有约翰·布歇(John Bosher)等人,他们更注意绝对王权主义的政治结构的腐朽,强调一般意义上的精英(包括自由主义的贵族在内)的出现和上升。因而,他们不仅看重资产阶级的上升,也非常注意识形态和心态自发的作用,尤其注意强烈的平等愿望,同时也重视对于思想团体的操纵,这些思想团体在某种意义上是共济会的前身。我们可以认为,伏维尔派在二百周年纪念的官方活动和由雅克·朗〔7〕、 古德等人组织的香榭里舍大街上的纪念晚会中占据上风,而菲雷派则更多地控制了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学术讨论,包括在欧洲的和在美国的学术讨论会。
    菲雷派是否在学术上已对索布尔派取得了最后胜利呢?菲雷派“在政治上”不总是“正确”,这事也许会在今后几十年里给这一派带来麻烦。合理性并非总是能让所有的人都折服的,尽管它使不合理的东西难以存身。
    (本文是1994年5月我在北京的一次讲演,保留了口语化的特点。)
    [*] 原文无题,此题为编者所加。
    注释:
    〔1〕卡邦特拉(Carpentras)是法国南部一个小城。1990年春,反犹分子对当地公墓中的犹太人坟墓大肆破坏,震惊全国,被谴责为种族主义行径。--译注
    〔2〕坏蛋查理(Charles le Mauvais,1322-1387)纳伐尔国王。--译注
    〔3〕“熙德”(le cid)是高乃伊的一部诗剧。--译注。
    〔4〕乌姆玛的原意是民族,后转意为“公社”、“社团”等。 --译注。
    〔5〕西班牙人文主义者(1492-1540)--译注。
    〔6〕前纳粹分子疑犯,被从阿根廷引渡到以色列受审。--译注。
    〔7〕当时的法国文化部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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