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加害和被害的对立。日本在二战史观上的另一个误区是颠倒了加害者和被害者的关系。战后，日本的一些政客往往片面强调日本是“受害者”，举出日本在战争中有200多万“殉难者”， 日本是原子弹的唯一受害国等理由。可是，对于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真实历史，其200多万“殉难者”“殉难”的缘由， 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和亚洲的暴行，却从未正面反映，连教科书也要将“侵略”一词改用“进入”；日本在控诉原子弹灾难方面狠下功夫，但对于“日本为什么会被原子弹轰炸”的问题则避而不谈。这种片面的宣传、教育，也是日本回避和掩饰其侵略历史的别有用心的手段，其目的是使一般民众和青少年更容易接受“日本是战争受害者”的看法，否认其侵略罪行。
    作为侵略元凶，日本首先是不折不扣的加害者，而日本的受害只不过是其加害的结果。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说得透彻：“我们不要再只觉得自己是原子弹的受害者。我们是受害者，但也是罪犯。我们发动了战争，才造成了投掷原子弹的原因。我们在50年中还没有接受这一事实。”〔17〕日本许多有正义感的学者也对此发表了深刻的看法。原长崎大学教授岩松繁俊在他的著作中指出：“从日本人民大众来说，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却在忠于天皇、八纮一宇、灭私奉公的号召下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加害于别国人民的帮凶，直接参与了对朝鲜、中国、东南亚、太平洋诸岛的侵略和暴虐行为。”〔18〕日本著名学者、前一桥大学教授藤原彰写道：“作为日本人，承认自己是战争加害者决不是愉快的事。然而，历史的事实是无法抹煞的，我们要作做的是将事实如实地、正确地告诉人们，搞清楚事情发生的原因。既然许多日本人都去过战场，更需要搞清侵略战争的史实和其中加害者的经历。这才是真正的和平友好之路。”〔19〕这些认识，无疑是经过清醒反思历史的真知灼见和客观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
    三
    经历了战后50年的“反思”过程，日本并未能彻底认罪、树立应有的正确的二战史观，其原因何在呢？
    第一，美国占领当局留下的后遗症。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受美国的军事占领达七年之久。占领初期，美国为日本的非军事化、民主化以及经济复兴起过重要推动作用。但是，随着东西方冷战格局的明朗化，美国占领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公开有意扶植日本，使日本成为远东地区阻挡共产主义势力的“防波堤”。从美国自身战略利益出发，天皇被保留，日本大小战犯也没有全面清查和惩罚，结果造成了后患。战前，天皇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有着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战后，仍然保留天皇作为“日本国及国民统合的象征”，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天皇制政府的一些官僚战后仍然掌握着政治实权。这实际上是让天皇成为没有责任的象征。既然他们的最高领袖都未受到惩罚，还有什么必要自觉清算过去的战争罪行呢？天皇的精神影响和其战争责任，是讨论日本二战史观时不可回避的问题，对此，现代日本史学者千本秀树在其著作《天皇制的侵略责任和战后责任》中指出：裕仁虽死，但追究天皇个人和天皇制所造成的侵略及战后责任仍是当务之急。同样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需要，处理日本战犯很不彻底。美国占领当局并未认真执行严惩战犯的决议，除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外，还有许多战犯受到包庇，该起诉的没起诉，该判刑的没判刑，已判刑的被提前释放。一些军国遗臣和战犯又重新返回政界、军界、财界，形成了一股有影响的势力，他们遇有机会就跳出来洗刷罪责、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
    第一，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需要。日本在60年代末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随着以后经济实力的膨胀，日本踌躇满志，利用经济外交“重返国际社会”，而且加快了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谋求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近年来，日本政府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旧敌国条款”，还派兵到海外执行“维和任务”。在这种形势下，具有强烈“大国意识”的民族主义政治势力抬头，他们力图尽快甩掉“侵略者”帽子，多方设法洗脱罪名，企图以此来重塑日本形象。殊不知，欲盖弥彰者只能惹得更加臭名昭著。
    第三，狭隘民族主义心理意识的作祟。近代日本在对外扩张侵略的同时，在国内厉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这种教育的精神与日本民族长期积淀下来的神国观念、天皇崇拜等思想相结合，强化了岛国“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和狭隘性。战后，日本民族的思想观念和心理趋向虽然有很大变化，但这种思想意识的影响还明显存在。就民族优越感而言，对战败不肯认输，连书刊上的用语也由“败战”改成了“终战”。某些人抱着“侵略有功论”不放，也与民族优越感的心理状态不无关系，认为日本有能力“拯救”落后民族、有能力领导亚洲的潜意识仍在作怪。就狭隘性而言，不少日本人是站在只要维护日本利益的自我价值观立场上考虑问题的，因此在评价二战的性质时就出现了双重标准：对于日本侵略造成的几千万亚洲人丧生，仅用“添了麻烦”予以交账；而对于长崎、广岛在原子弹爆炸时有30万人丧生，则认为投掷原子弹的罪行比日本在亚洲的战争罪行严重得多，以此强调日本是“战争受害者”。既然不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认识日本的战争责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二战史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树立正确二战史观的过程，也是日本民族心理意识反思和自新的过程。
    注释：
    〔1〕〔2〕转引自1995年7月7日《人民日报》第3版。
    〔3〕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1853-1972）Ⅰ， 每日新闻出版社1973年版，第179页。
    〔4〕陆培春：《日本又向史实挑战》，新加坡1995年4月6 日《联合早报》。
    〔5〕《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