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商人和外交官来说，传教士对他们的最大用处是协助他们进行业务交往，因为很少有其他西方人愿意花时间去学习极其困难的中文。传教士提供的主要帮助就是在商业和外交谈判中担任翻译，提供有关中国社会的各种情报，并积极向西方政府鼓吹通过军事干预来保护商人的利益。在战争问题上，他们闭口不谈对华开战的罪恶性，而是用基督教的教义来说服西方国家的听众，称这场战争是上帝计划中的一部分，为要使高傲的中国人谦卑并使中国向商业和福音开放。
    传教士的这些言行充分证明了他们是帝国主义最有力的发言人。但他们一切活动的主要意义还在于他们为推行帝国主义文化所起的作用。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用文化的方式来打破西方人和东方人的传统隔阂，进而用西方文化来改造和统治东方文化。传教士为此所做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他们1834年在广州创办的英文《中国丛报》。
    总的来说，丛报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人报道有关中国的各种情况，使西方人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以便消除西方人和中国人接触时的心理障碍。当时在华的西方商人对中国人常抱有一种极端的偏见。美国查顿（Jardine ）公司的詹姆斯·迈德逊宣称“中国人是一种以极端低能（愚昧）、贪婪、自负和顽固为特征的民族。让驻扎在中国海岸外的兵船给这个帝国一场震惊会比让西方人忍受几个世纪逆来顺受的辱骂和排斥更能使中国人听命于理性和正义的支配。”〔2〕
    传教士虽然对炮舰外交政策积极支持，但他们也希望把这种政策和一些争取和平的建设性努力结合起来。这种努力是要让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优越的观点，从而避免直接的武装冲突。同时，还要说服西方人认识到中国人并非如此顽固，一定要在枪口之下才肯听从理性和正义。为此，创办丛报的英国传教士裨治文认为不能用种族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中国人。他指出：“中国人并非天生智力低下。他们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不亚于任何其它民族。即使在没有任何神性启示的情况下，他们也能继续向前发展。”〔3〕至于中国落后的原因， 他认为是文化和宗教造成的。
    除了出版《中国丛报》，传教士还和商人合作发展文化事业，向中国人宣传西方文化。对于西方商人来说，资助传教士的文化事业能使他们自己赢得中国上层社会的尊重并让他们的形象都得到改善。其直接结果就是他们在华的贸易事业会更受人重视和易于经营。
    在这种动机的支配下，商人首先支持传教士在1834年创办了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这是一个出版机构，它用中文出版杂志和介绍西方社会文化知识的书籍。目的是要“把学艺和科学带到中国，使她在智力的炮弹面前让步，并把它带进与世界文明各国联盟的道路。”〔4〕
    尽管传教士们为达到这个目标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他们西化中国的结果却很有限，与所期望的结果相差很远。因为传教士所出版的杂志和书籍在品种和数量上都很少，而且出版机构对于中国人将如何接受这些东西也无能为力。这些出版物虽然对中国最早的改革派思想家曾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使他们“开始懂得向西方学习那些对保卫中国有用的东西。”〔5 〕但对于一般的中国人来说不过是对美国这个国家有了一个印象，知道怎样区别美国人和英国人。
    在华知识传播会所取得的微小成就使传教士意识到，用出版物向个别人传播西方文化的效果并不良好。于是他们决定采用集中战略，争取在较小范围的接受者身上争取最大程度的影响。而最终目标是培养出中国人自己的“西学专家”。不仅向他们灌输西方文化知识，还让他们主动地去接受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这样的中国人才能成为西方文化的代理人，为传教士推行各种西化运动卖力。
    为实现这个目标，传教士在西方商人的全力支持下组成马礼逊教育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从事办学活动。马礼逊教育会虽然为时不长且历经坎坷，但它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在办学过程中，第一位来华的美国教师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在向他的学生传播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方面，做了非常卓有成效的工作”。〔6〕他的学生中有几位后来成为中国非常有影响的人物，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马礼逊教育会培养中国的西方文化代理人的目标。
    文化帝国主义在办学上取得的成就，商人和传教士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对于西方商人来说，他们希望的代理人就是买办。从字面上来说，买办指外国贸易公司中的中国经纪人，但从买质上来说，买办则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智力合作者。在马礼逊学堂的毕业生中，唐竟生虽然曾做过上海的查顿--迈德逊公司的买办，但他积极宣传学习西方科技来保卫中国，并号召开办中国人投资和管理的工业。不久他就辞去买办工作，到李鸿章手下管理中国商用汽船航行公司，并致力于发展中国的铁路和采矿工业。另一位著名人物容闳，1856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完成教育后回国。他拒绝了颠地公司要他做买办的邀请，到曾国藩手下组织中国教育会。他一生都坚持鼓吹西方的文明思想，但却不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合作者。从这些有影响的人物身上，西方商人发现被西方文化影响的人也未必能给帝国主义带来直接利益。在近期效益上，马礼逊教育会的成就远远不如直接而明确的军事侵略。鸦片战争后，西方商人在华贸易的限制逐步取消，他们也就失去了和传教士继续合作的兴趣和机会。
    但传教士对于马礼逊教育会的价值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因为他们西化中国的计划并没有因为鸦片战争而改变。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虽然给了西方商人更多的商业机会，但传教士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依然无法向中国内地的老百姓宣传福音，所以他们仍然把通过马礼逊教育会开办学校看作推行西化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