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确定具体的教育方针时，传教士内部在把英语作为教学语言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在华工作的传教士认为，把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能吸引上层社会的子弟而不是贫民子弟和孤儿来上学。他们希望用西方文化来培养一批中国上层社会的合作者，使宣教工作得到帮助。传教士还希望这些学生中会有一部分成为基督徒，直接到宣教机构中去服务。但美国差传总部的秘书罗弗斯·安德生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在给在华传教士的回信中说：“我们对于用英语来教育中国学生始终抱有很大的疑虑。英语教学能帮助学生毕业后找到高薪水的工作，但也会让他们全部离开宣教事业……美国差传总部不希望支持这样的学校，因为它们培养学生的目的不是要让学生在异教的国土上建立当地的教会。”〔7 〕虽然安德生不希望西方的商业和外交机构来竞争由教会学校毕业的学生，但他也很清楚，文化、经济和政治帝国主义有一个相同的目标，即加强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和维护美国在中国的利益。而这些都有赖于那些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来在各个方面有秩序地、逐步地改造中国的传统。
    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传教士和外交官的合作更加密切，美国的传教士先驱撤母尔·威廉姆和著名的医生传教士彼得·伯驾都直接参与了外交工作。在他们涉足外交事务期间，两人都推行了超越美国外交政策之上的侵略性方针。 在伯驾的鼓动和亲自参与下， 美国迫使中国于1844年签订了《望厦条约》，伯驾过份热心地鼓吹要美国出兵占领台湾一事，至今仍是美国外交事务历史中最具有扩张野心的表现。威廉姆则利用他担任美国外交使团秘书和翻译的便利，积极为传教活动谋取利益。1858年，在不平等条约谈判中，他不仅在条约中争取到宽容基督教的条款，还取得了象治外法权这样的特殊权利。这就把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信徒有效地置于中国法律管辖之上，“使教会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一部分。”〔8〕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向传教士的全面开放，传教士加快了他们在中国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步伐。除了在中国上层社会中建立一支基督教先锋队来扩展西方文化的影响外，同时采用了在中下层社会中推行广泛福音化的战略。这种希图在中国加强文化统治的战略，尽管得到了西方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势力的强有力支持，但直到十九世纪末，新教运动在整个中国取得的影响依然不大。
    传教士这一策略的失败，主要是因为他们始终不愿放弃对中国教会的控制，这种控制的愿望正是美国宣教机构的帝国主义思想的最明显流露。从理论上说，安德生原来的目标是要取消控制，建立自治的地方教会。但在实践中，情况却完全相反。原因就是安德生更加坚信西化中国才是宣教使命的最后目的。但他并不想把完成这个目标的任务交给中国信徒来完成。他认为异教国家就象一个庞大的废墟，而西化运动是一场知识、道德和社会体制的巨大变革，它涉及到传播西方的道德观念、行为标准、政治经济、社会组织方式、权利、正义以及和平等一系列思想。这项庞大的计划只有在外国差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实现。
    总的来说，传教士所推行的文化模式和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与其他帝国主义者极其相似。从结构关系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加尔顿所说的文化帝国主义。和其它帝国主义一样，它们都希望建立自己的殖民统治形式，并让殖民地人民顺从外来势力，否定自己具有承担自己事务责任的能力。用结构关系的观点来分析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在华传教士的活动方式，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些活动的帝国主义性质，从而认识到传教士采用的“使中国基督教化”的策略是要维持他们对中国信徒的控制，以便进一步“使中国西方文明化”。
    注释：
    〔1〕亚瑟·施莱辛格：《传教士的事业和帝国主义理论》， 第363页。
    〔2〕詹姆士·迈德生：《英国在华贸易的现实地位和前景》， 第62页。
    〔3〕《中国丛报》，1837年7月，第2页。
    〔4〕同上，1834年12月，第378页。
    〔5〕朱奇·享特：《建立一个特别的关系》，第44页。
    〔6〕保罗·哈里斯：《美国传教士的传记和改革思想》，第298页。
    〔7〕《罗弗斯·安德生给广州宣教会的信》，1847年2月25日（哈佛大学霍夫顿图书馆）。
    〔8〕保罗·瓦格：《传教士、 中国人和外交官：美国宣教运动在中国》，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