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尊重历史事实的客观性，认为史书贵在记实，不虚美，不隐恶，然而他却决不是什么客观主义者。修昔底德是抱着一定的目的来写历史的。他是要“擎起历史的火炬， 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6〕，他是通过历史事实的叙述，说明雅典国家的成败兴毁之迹，用以垂训后世。他用历史事实进行政治教育，为后世政治史家寓政治于史，以史为政治借鉴树立了榜样。修昔底德对当时雅典的政事，是有所主张的。他颂扬伯里克利的稳健政策，而对后来克勒翁的某些措施则颇有微词，这也说明他是爱憎分明，有所褒贬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追根寻源， 恰恰起源于政治结构中”〔7〕，即斯巴达与雅典政治上的对立导致军事上的冲 突。雅典何以失败？也恰恰是由于国内的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奴隶的逃亡和同盟国的叛离又给了雅典以致命的打击。特别是党争，它“毁灭了他们自己，他们最后才被迫投降”〔8〕。 修昔底德作为一个政治史家，能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深刻的政治洞察力注视一切重大的政治事件，他写出的著作内容生动、深刻、真实可信，堪称政治史的楷模，成为西方千秋万世的瑰宝。
    修昔底德不仅记述政治事件、战争的本身，而且注重探究政治的兴衰治乱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军事成败与经济因素的关系；政治的清明、腐败与人们精神面貌的关系等等。修昔底德十分注意观察各个关键时刻公民的精神面貌，因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公民的精神面貌与城邦政治是密切关系的，这二者又决定城邦的兴衰存亡。修昔底德以大量的笔墨描绘了伯里克利的廉洁和贤明，雅典正是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达到了它的全盛。在这种政治氛围中，雅典公民“爱好美丽的东西”，雅典成为“全希腊的学校”〔9〕， 获得了它应有的威力。
    修昔底德的艺术手法，增加了这部政治史、战争史的艺术魅力，加强了政治感染力。著作中，代撰的演说词，不仅本身是一篇文理并茂的艺术品，而且与整个叙述有机相联，这是他著作的一大特点。
    修昔底德的著作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德谟斯提尼、老伽图、西塞罗、塔西陀等都将之奉为楷模。19世纪以来的政治史家、经济学家都对他的著作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麦考莱、尼布尔、兰克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曾多次引述过修昔底德的论述。虽然他在选材上过于注重军事和政治斗争，对当时许多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著名人物和事迹只字不提，对伯里克利死后雅典的民主各派抱有偏见，但这些都瑕不掩瑜，他不愧为西方史学史上的“政治史和军事史之父”。
    二
    著名的瑞士古典文化学者安·邦纳在《希腊文明》一书中写道：“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在希腊文明的观念中，人和世界都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反映，即都是摆在彼此对面的，相互照映的镜子。”〔10〕古典时代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它的人本观念，“它是人类历史的叙述，是人的事迹、人的目的、人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11〕。它是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希波战争中，雅典以小胜大，以少胜多，使人们觉察到拯救希腊的是人而不是神，希罗多德的《历史》正是表述了这样的主题。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更是高度评价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伟大作用，他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它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12〕。即使当远征西西里的雅典军队陷于绝境之时，他还通过尼西阿斯的演说，指出：“建立城市的是人，而不是那些没有人的城墙或船舰”〔13〕。古典时代的史学家们不仅发现了人的价值，而且大力赞叹人的力量。
    富有理性的批判精神，这是古典时代史学的又一重要特色。“希腊人虽不是记录人类史实的第一人，却是批判史实的第一人。换句话说，他们首创了史学。”〔14〕希罗多德正处于古希腊史上人的理性觉醒的时代，不管他书中出现了多少次梦兆、神谕，穿插了多少灵异的故事，都无法掩盖其书所呈现出来的人本观点和历史的批判态度。他“在叙述各国的制度人文之中，总不忘这些国家的自然条件、风土气候以及动植物生态。对于希腊人在希波战争中的胜利，他丝毫没有运用神秘的解释，从他书中的最后三卷，可以清楚看出这是希腊装备精良、纪律严整、行动敏捷、领导有力以及处于防御优势的结果。在他的心目中，希腊历史上这次有重大影响的胜利，并非得自天佑，而是出于人为。希罗多德在这一方面为希腊史学奠立了一块重要的基石”。〔15〕
    修昔底德史学中所体现的理性批判，与希罗多德不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他试图用科学的方法，去说明自然现象发生的原因。此外，由于作者受到同时代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认为历史的发展变化决定于自身，所以他致力于探索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寻求更为深刻的具体原因。比如他对特洛伊战争原因的分析，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的分析，对雅典远征西西里全军覆没原因的分析，处处都显露出类似近代理性主义者的思想光辉。即使在今天看来，他的不少观点也仍然是很精辟和富有启发的。无怪乎论者要称他为“世界上真正的具有批判精神的历史学家”了〔16〕。
    希罗多德在《历史》一开篇就明白地提出了史学的职能在于保存人类的功业，而非圣者的“业绩”〔17〕；修昔底德说得更明确：“我的著作是永久的财产，而不是一篇迎合人们兴趣的获奖作品。”这种重视历史垂训作用的传统，日后为萨鲁斯特、李维、塔西陀等罗马史家所继承。如罗马最卓越的史家塔西陀在《编年史》中就说过：“历史之最高职能就在于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并把后世的责难，悬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18〕。这里保存人类功业，使之垂训千古、教育后世的写史目的，明确地反映出古典时代史学中的人本思想。
    希腊史学中的人本主义传统，是希腊城邦的公民政治和民主政治的产物。古希腊从来没有政治上的统一，它的历史是单个城邦的独立发展史。在这样的小城邦里，人的问题自然被提到了重要的地位，尤其当雅典城邦处于经济繁荣与政治发达的时候，公民们自然就更需要宣扬人的意志，讴歌人的力量，进而去探求人类自身的历史进程了。
    希腊古典时代历史编纂学的巨大成就及其特色，2000多年来一直是指导和鼓舞后世史学前进的“灯塔”，它对世界文化，尤其是对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是古典希腊留给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研究和探讨它，有利于我们取人之长，补已之短，有利于我们今天史学的发展。这也是本人写此文的目的之所在。
    *本文于1995年7月19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