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德国借支持奥匈提高自己的“威望”，满足威廉二世“争雄世界”的自尊心。德皇和“被杀害的大公是私人朋友”[①⑦]。威廉二世在萨拉热窝事件的两周前访问了斐迪南大公。在科诺皮赤著名的玖瑰园中，这两个扩张主义分子边散步、边得意忘形地谈论着他们国家的“前途”。兔死狐悲。“失去朋友的悲痛促使德皇向奥匈保证：采取任何“它认为必要的行动”都将得到“德国的支持”[①⑧]。如果维也纳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不仅使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和欧洲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德国的威望”也将由此得到提高。威廉二世追求世界大国的自尊心也会得到一些满足。
    再次，德国政府认为当时形势非常有利，它比奥匈帝国更迫切地需要战争。柏林的依据是：第一，俄法扩军备战；第二，英德和解。德国的决策者们认为，三国同盟由于进行了陆军改组，似乎“现在是足够强大的”[①⑨]。他们以英德在非洲利益的和解为依据，希望“得到英国不介入欧洲战争的保证”[②⑩]。基于这一点，在德国政府中赞成“对俄国发动先发制人之战”的人日益增多。德皇在7月5日轻易地下定决心支持奥匈帝国，是因为他考虑到：就当时的情况看来，“俄国尚未作好战争准备”，它对诉诸武力还“犹豫不决”[②①]。
    德国的明确表态，消除了维也纳的种种疑虑和犹豫。瑟杰尼在德皇接见的当晚就把威廉二世的“无限承诺”报告了维也纳。他强调如果错过了“目前对我们如此有利的时机”，德皇将对此表示“遗憾”[②②]。瑟杰尼也向他的政府转达了德国首相的“承诺”。7月7日，霍约斯也向奥匈政府转达了德国“无条件援助”的“承诺”。英国驻柏林大使在一份公告中推测德国的政策是“空白支票”[②③]。德国无条件的承诺使奥匈帝国的政策发生急剧转变。在7月7日的内阁会议上，与会者都反对持有异议的蒂萨，认为对塞尔维亚采取战争行动是必要的。14日，蒂萨让步。
    尽管维也纳没有找到塞尔维亚参与暗杀阴谋的证据，但在求助德国支持成功后，决定把战争强加给贝尔格莱德。7月23日晚6时，奥匈公使吉斯尔向塞尔维亚递交了最后通牒，指责“萨拉热窝刺杀是在贝尔格莱德策划的”[②④]。最后通牒提出了诸如要求塞尔维亚取缔一切反奥组织、严惩各种反奥宣传活动、撤换进行反奥宣传的军官、官员，以及允许奥匈派官员来调查暗杀事件等10项要求。每项要求都明目张胆地干涉塞尔维亚内政，伤害了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尊严。维也纳要求贝尔格莱德在48小时内、即不能迟于7月25日晚6时前作出答复。如果所提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未被接受，奥匈将断绝与塞尔维亚的外交关系。对于这种咄咄逼人的威胁，德皇喜形于色地称赞道：“好极了，老实说，没有料到维也纳人竟能这样”[②⑤]。
    奥匈的最后通牒使紧张的国际局势更加恶化。欧洲的外交家们认为：伯克托尔德蓄意以一种使塞尔维亚接受起来“非常困难”或“不可能接受”的方式拟定了奥匈的要求。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形容这个最后通牒是他曾看到的“一个国家向另一个独立国家”所发出的“最严厉的要求”[②⑥]。俄、法两国得到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后，立即通知英国：维也纳所采取的这些步骤“只能意味战争”[②⑦]。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决定请求沙皇“部分动员反对奥地利”[②⑧]。25日，沙皇原则上答应了他的要求。霍约斯也认为最后通牒中的要求“毕竟是凡稍有民族意识和尊严的国家确实根本无法接受的”[②⑨]。
    贝尔格莱德收到最后通牒后，立即向俄国求援。彼得堡希望把它的政治影响扩大到整个巴尔干。它向塞尔维亚人保证，将不允许奥匈侵略他们的国家，但不能在“奥地利军队越过塞尔维亚国界之前”[③⑩]。至此，塞尔维亚一方面在25日下午3时发布了动员令，一方面在5∶50分将对最后通牒的答复交给了奥匈公使。贝尔格莱德委屈求全，在最大程度上接受了最后通牒的条件，只拒绝了“奥匈官员参加追捕凶手的要求”[③①]。塞尔维亚甚至提出了把“冲突”交给一个国际会议仲裁。因为奥匈执意要发动战争，吉斯尔根据维也纳的授权，以塞尔维亚没有接受“全部的要求”为由，拒绝了“答复”，宣布立即断绝奥塞外交关系。随后，奥匈使馆一行在6∶30离开了贝尔格莱德。
    当夜11∶30，塞尔维亚下动员令和奥塞断交的消息传到了伦敦。格雷立即回电贝尔格莱德，同意召开一个国际会议的建议。他还指示英国驻奥、俄和塞尔维亚的大使，建议各国政府“在会议决议之前，所有积极的军事计划应暂停。”[③②]英国的建议，被柏林和维也纳当作伦敦不会直接卷入冲突的进一步证据，因而更促进了两国以军事手段解决奥--塞冲突的决心。贝特曼拒绝了格雷的建议。
    7月28日奥匈对塞尔维亚宣战。次日，俄国宣布总动员。30日下午5时，彼得堡下令总动员。31日，奥匈帝国下达总动员令。当日近午，柏林悉知俄国已实施总动员，随即在午夜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德国宣布：如果在12小时以内，“俄国不停止进行对奥匈及我们的战争措施”，“我们接着就动员”[③③]。7月31日，德驻法大使赛恩也向法国提出最后通牒。他要求巴黎就“在俄德发生战争时法国是否保持中立”，在18小时内作出回答。法国总理维维安尼答复说“法国将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③④]。至此，“七月危机”已被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临发处，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和可能了。
    “七月危机”的演变过程表明，德国的政策使这场危机一步步加深，最终使“萨拉热窝事件”这一偶发事件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大灾难”[③⑤]。加剧“七月危机”的第一件重大事件是德奥的波茨坦磋商（7月5-6日）。德国对“萨拉热窝事件”作出了迅速而激烈的反应。德皇威廉二世扮演了重要角色。柏林给予“无条件”完全支持的允诺，解除了奥匈的疑虑，坚定了它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的决心。由波斯坦会谈遂引发第二件走向战争的重大事件，即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它的条件使塞尔维亚根本无法接受，并断绝了两国的外交关系。随即促成第三件大事，奥匈在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这是对俄国在巴尔干的权益和俄塞关系的直接挑战，在彼得堡引起愤怒和战争狂热的爆发。随后导致加速大战爆发的第四、五件决定性的事件接踵而至。俄国在7月30日、德国在8月1日实行战争总动员。德国的战争行动又促使英国最后在8月4日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上述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使欧洲大陆的战争发展成为世界范围的战争。因为德国比奥匈更迫切地需要战争，柏林的决策者们才对“萨拉热窝事件”作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因而造成欧洲国际关系的严重“七月危机”，使紧张的国际局势更加恶化。如果没有德国的支持，奥匈帝国是不敢冒然、轻率地对塞尔维亚采取战争行动的。正是因为柏林煽动、鼓励战争的政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七月危机”逐日加深，导致了上述一系列迅速走向世界大战的连锁反应。显而易见，德国对把“七月危机”推向悲惨的战争结局“负有主要责任”[③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