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由于“七月危机”强烈的助燃作用，最终使“萨拉热窝事件”火花，引响了震撼世界的“八月炮声”。8日1日，德国宣布总动员令。当晚6时，德驻俄大使普尔塔列斯拜会萨佐诺夫。他问了三次德国在“最后通牒”中的要求能否满足，俄国外交大臣回答不能。德国大使立即把柏林的宣战照会交给了萨佐诺夫。8月2日，德国照会比利时政府，要求它允许德军穿过其领土。次日，比利时拒绝了德国的要求，并向英国求援。比利时国王阿尔伯特一世宣布：“比利时是一个国家，不是一条道路”[③⑦]。根据1838年和1870年条约的规定，应保证比利时的中立。贝特曼称它为“一张废纸”[③⑧]。在当日，德军越过比利时国境。因为法国没有答应中立，8月3日晚，德国对法国宣战。4日，德国未经宣战，开始入侵比利时。下午2时，格雷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柏林拒绝对尊重比利时中立作出明确保证。当晚11时，英国对德国宣战。塞尔维亚和欧洲列强都被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国应负什么特别责任呢？凡尔赛条约第231条确认德国是战争罪犯。“因德国及其各盟国之侵略，酿成战争之后果，协约国及参战各国政府及其国民所受一切损失与损害，德国承认由德国及其盟国负担责任”[③⑨]。对战争“罪责”问题，德国官方一直表示这场战争的责任是强加给德国的。官方的这种观点还演变成新教和天主教“战争神学”的一条教义：“我们能在上帝和世界面前作证，我们对战争的爆发没有责任，它是强加给我们的”[④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史学界的大多数人接受战争是强加给德国的观点，或者至少认为德国所负的那部分责任并不比其他参战国的责任更大些。关于德国的战争责任问题，德国史学家们的观点至今仍有很大分歧。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批评那种认为德国为了“成为世界大国”有计划地制造了世界大战的论断是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及其盟国所提出的片面指责的翻版”。他赞同德国是“出于作为大国自我保全这种防御性意图”进行了一场“它自己本不想进行的全面战争的冒险”观点，认为这种观点，“论证更为有力”[④①]。弗里茨·费舍尔认为，德国当局对于爆发全面战争“负有重大部分的历史责任”[④②]。
    半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对于大战的爆发，各主要参战的大国在1914年都应分担“重大责任”[④③]。A.J.P.泰勒认为，英国和法国广泛欢迎德国在1914年对战争的有力推进”[④④]。从这些观点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他们纠正了协约国在凡尔赛条约中要德国承担全部罪责的片面性错误，明确应由参战的同盟国和协约国中的主要大国“分担”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大责任”。第二，各国史学家（除德国外）强调分担“重大责任”的参战大国中当然也包括德国，他们并没有说德国不应该承担战争罪责。因此，德国史学界的主流派观点与其他国家史学家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德国主流派的观点或认为德国“没有责任”，战争责任是“强加”给它的；或认为德国的责任并不比其他参战国的“责任更大”，是出于“防御性的意图”。这些观点的实质是从根本否认德国的战争责任，强调德国是协约国的“受害者”。其他国家的史学家们在主张参战各大国应分担“重大责任”的同时，则强调德国对把“七月危机”推向灾难性的战争负有“主要责任”，英法是“欢迎”德国对战争的“有力推进”。这里并非否认德国的战争责任。
    第一，1914年剑拔弩张的世界紧张局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德国推行“世界政策”的结果。在威廉二世时期，从1890年起德国的口号是以“世界政策为任务，世界大国为目的，海军建设为工具”[④⑤]。德国在同期进行扩建海军、建立一个非洲殖民帝国、在商业和金融上打入近东三件大事。为把自己建成一个“与其他列强地位相同的世界强国”，德国准备诉诸武力”[④⑥]。德皇的“世界政策”，引起了两次摩洛哥危机和一次波斯尼亚危机。在这种危机中，任何一场有大国参加的欧洲局部战争，都有导致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德国希望奥塞发生战争，并为这场战争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柏林当局自信它的军事力量，因而有意挑起对俄国和法国的冲突。这些使协约国“确信德国主义这一危险现实，从而比过去更急切地要采取共同行动”[④⑦]。尽管几乎世界上一切国家都有危险分子，但在一切国家中“德国必须为让巴尔干半岛的一个局部争端发展成全球大战负主要责任”[④⑧]。
    第二，德国在“七月危机”中挑唆奥匈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在“七月危机”中，威廉二世、军方和外交玻箍领导人都主张奥匈立即对塞尔维亚开战。维也纳的最后通牒是在柏林的催促下讨论和发出的。从7月5日德皇出面干预塞尔维亚问题，到7月18日外交大臣雅戈向德国驻英大使逐字逐句地阐述德国的压力政策，表明柏林比维也纳更迫切地需要发动这场战争。
    7月6日，威廉二世就奥匈给贝尔格莱德的最后通牒谕示了要旨。随后，德国不断向维也纳施加压力。7月8日，德国大使奉御旨拜会伯克托尔德，再次郑重声明：“柏林方面期待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④⑨]。他以隐晦的言辞威胁暗示：“优柔寡断将使奥匈帝国丧失对德国结盟的能力”，“这将影响到奥匈帝国在三国同盟中的地位和德国今后和政策”[⑤⑩]。德国的压力使奥匈产生若不对塞尔维亚采取战争行动“将会愧对德国，丧失结盟义气”的忧虑[⑤①]。奥皇认为“必须作出强有力的决断”[⑤②]。7月10日，契尔斯基向柏林报告了伯克托尔德同意向贝尔格莱德提出无法接受的“苛刻的要求”，只是这种要求的措辞成了“主要的忧虑”。德皇说：“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他立即提了个定能奏效的建议：“撤出全境！这不立即舆论大哗了吗？”[⑤③]
    德国外交部根据威廉二世的旨意进一步催促维也纳。契尔斯基与伯克拉尔德详尽地讨论了最后通牒的各点要求，并确定了递交时机。柏林在7月12日就获悉了最后通牒的内容。德皇在得知最后通牒将在7月25日递交时，表现出一种“可惜”的心情。结果最后通牒是在7月23日送交了塞尔维亚。德国外交部在前一天下午就得到了文本。奥匈帝国的“这一非常苛刻的最后通牒具有导致奥塞战争的“最大可能性”[⑤④]。柏林一再向维也纳施加压力，促使它向贝尔格莱德发出最后通牒，是有意识地冒险进行一场奥匈与德国一起反对法俄两国的大陆战争。除德皇外，在“七月危机”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军方和外交部，贝特曼首相“也决定采取强硬路线”[⑤⑤]。总参谋长毛奇认为当时是“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不会再出现的“在军事上如此有利的时机”[⑤⑥]。7月30日，他未向德皇和首相请示，就打电报催促奥匈加速进行普遍动员，并“保证德国一定会一起干”。结果引起了灾难性的连锁反应。军事对峙把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营垒推入了战争。埃尔德曼也认为德国政界和军界领导的所作所为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⑤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