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20年代苏联思想文化史的过程中，通过对布哈林1925年1月在中央文学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他的其他思想言论同决议的思想加以对比分析，我发现布哈林的思想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学说同决议的思想极为相近，经过进一步研究，对照同时代苏联文化界领导人和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沃隆斯基等人的文艺主张，我断定主要是布哈林依据列宁思想，创造性地奠定了该决议的理论思想。同时，经过对布哈林、伏龙芝、卢那察尔斯基等领导人在党内地位和职务等一系列问题的考证，进一步确定，正是布哈林在制订这一决议的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以前所谓伏龙芝主持制订这一决议的说法，只是苏联官方长期用来掩盖布哈林同这一决议的真实关系的迷障。
    我在1988年春，值苏共中央为布哈林正式平反之际，写了《布哈林与俄共（布）1925年文学政策的决议》一文（见《世界历史》1990年第1期），涉足此前苏联学术界无人敢于涉足的禁区，以独立的结论揭示了这一问题的真相。
    （3）二三十年代之交苏联意识形态的“大转变”以及它对苏联文化体制转轨变型的影响。
    30-40年代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体制何以不同于20年代，其主要原因在于，二三十年代之交苏联适应政治、经济领域的“大转变”发生了一场意识形态的“大转变”。这场“大转变”的要害是，斯大林通过当时的一系列斗争，抛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和晚年思想，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20年代俄共（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一“大转变”对苏联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至为重要，它深刻影响了以后苏联的社会意识和文化的发展。
    1986年，我在《苏联二三十年代之交的意识形态“大转变”》一文（见《欧美史研究》论文集，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中，第一次提出了“二三十年代之交苏联发生意识形态‘大转变’”这一论断。第二年我在莫斯科大学进修期间，在有关场合申述了这一论点，一苏联文化史学者当场驳斥我说：“我国学术界从来没有这一提法。”这一反驳倒使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观点，了解到这一重要问题在苏联学术界仍然是个“禁区”，尚无人涉足过。于是，我在苏联独立收集了这一课题的资料，回国后在80年代末，又为南宁斯大林问题学术研讨会撰写了《苏联的意识形态“大转变”与斯大林思想文化领导体制的形成》一文（见《苏联东欧问题》1990年第4期），在进一步阐述这一论断的同时，又论证了意识形态大转变”对斯大林文化体制形成的影响问题。也大体是在80年代末，苏联学术界终于打破禁区，开始提出“大转变”问题，但主要是指政治经济领域的“大转变”。
    90年代初，苏联学术界公布了一批重要档案资料，以确凿的史实和有力的论据证明了意识形态“大转变”这一论断。这里，最重要的一件档案要算“米丁笔记”。米丁是20年代末反“右倾”斗争中的“理论尖兵”之一，也是30年代初苏联哲学界发动批判德波林学派的主要人物。在批判德波林的关键时刻（1930年12月），以米丁为首的一批人受到斯大林的接见，米丁在“笔记”中真实记录了斯大林在接见中的谈话。
    斯大林在谈话中首先表露了他对论敌一方（布哈林、德波林）在思想理论方面优势地位的担扰。他说：“他们在哲学、自然科学和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应当善于理解这一点。”又说：“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展开批判。向各方面展开攻击，在没有攻击过的地方展开攻击。”他号召把意识形态方面“积攒的粪便（！）全部翻摊和捣腾一遍，应当把德波林派所写的东西全部翻摊出来，摧毁全部错误的东西。”还说：不仅仅是德波林，也“应当揭露普列汉诺夫，揭露他的哲学观点”；“还应当把布哈林好好捣腾一遍”，同时提醒，也“不要忘记梁赞诺夫、瓦连廷诺夫、巴札洛夫等等”。最后，斯大林还着重地说，“如果这项工作在某个地方涉及到恩格斯，那也不是坏事”。斯大林的这一谈话，成了30-40年代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指针，30年代曾多次对这个谈话举行“周年纪念会”，但会上仅限于传达“谈话”精神，从来没有公布过一句带直接引语的话。90年代初公布“米丁笔记”中记录的这一“谈话”，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第一次。斯大林的这一重要谈话，有力地证明了意识形态的“大转变”。
    在“大转变”的过程中，不仅联共（布）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而且改组了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及其干部队伍，同时也解散了绝大多数社会团体和学术文化机构。这就使苏联的整个体制在“大转变”中发生了转轨变型。
    （4）“大转变”后苏联哲学社会科学的演化。
    “大转变”以后，苏联的意识形态和哲学社会科学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苏联思想文化史也是文化体制史所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我在承担《20世纪世界文化》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苏联文化篇”的写作时，列入了“苏联哲学社会科学的演化”一章，集中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里涉及文、史、哲、经济和法学、语言学等各人文社会科学部门的理论问题。借助苏联文学史、哲学史、史学史和经济思想史上的有关资料，我对30年代初到60年代初各学科的发展变化和主要理论成果作了考察，从中理出了如下演化脉络：从30-50年代初，苏联哲学社会科学沿着僵化和衰退的趋势变化，有建树的学科和研究成果为数不多，大都做着注释性的工作；50-60年代，苏联哲学社会科学冲破个人崇拜的羁绊，开始打破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涌现出了一批新成果，发生了许多新变化。
    （5）斯大林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及其经验教训。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也相当大的题目。在过去的国内外文献中，只有散见于各处的零碎资料，星星点点地涉及到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过系统的研究著作和文章。我在参加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当中，系统地探讨了这个问题。整个斯大林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经历了三次批判运动的高潮：第一次是在二三十年代之交，就是上述讲到的意识形态“大转变”；第二次发生在30年代中后期，可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清洗”；第三次贯穿于整个战后时期，其高潮阶段在1948-1952年。这三次大规模的批判，涉及范围之广，包括几乎所有哲学社会科学部门和大多数自然科学学科，甚至连一些技术科学也受到了猛烈冲击。我在《斯大林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及其历史教训》一文中，对这三次批判高潮的起因、过程、后果及经验教训，作了较为系统、深入的阐述。文章利用了“米丁笔记”和其他第一手资料，其中一些是第一次介绍到我国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