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对上述问题做集中研究外，我还对赫鲁晓夫时期的“解冻”和教育科技体制改革，以及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和持不同政见运动，一一进行了探讨。
    这样，通过对苏联思想文化史上这些重大关节问题的研究，可以说从整体上大致把握了“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这一课题。
    然而，上述重大关节问题的解决，并不等于就占有了写作专著所需要的全部材料。事实上远非如此。因为《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涵括的时段较长，包含从十月革命到80年代初的各个历史时期，而每个时期的内容除意识形态斗争问题外，还包括：（1）文化理论问题；（2）苏联党和国家关于发展文化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3）党内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机构及其沿革；（4）政府的文化机构及其沿革；（5）社会文化团体和主要学术机构的兴衰变化。--这一切，都需要具体而翔实的资料。可是，前苏联和俄罗斯学术界并没有为上述问题提供现成的研究材料。这里的研究状况是：对20-30年代各部门的文化体制（如教育体制、科学体制等）研究较多、较细，但对文化体制综合研究不够；有关40年代以后的情况，虽然自80年代末以来披露了不少资料，但散见于各处，缺乏应有的整理和研究。我国学术界自80年代中期始，在积极推进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研究的同时，虽曾不断呼吁加强苏联文化体制研究，可是响应者寥寥，所以这方面的工作不可能有大的进展。收集资料是写书面临的最大难题。1989年当我动笔写书，写到30年代初的有关章节时，再也写不下去了。几乎查遍北京图书馆的书目，再也找不到我所需要的资料。这样，只好搁下笔，停工待料。
    怎么办？能不能将这个课题坚持下去？有一段时间我曾发生严重动摇。国内实在找不到所需要的资料，只能申请到国外学术出差。但正式交流项目的名额又没有了，再次面临一个“怎么办”。这样拖延了一年多，最后才不得不采取个人途径赴苏收集资料。以个人途径踏出国门，其艰困之状是难以想象的。食宿和联系学术单位，全靠个人之力。好在我对莫斯科还算熟悉一些，在那里得到一些国内外朋友的帮助，困难逐步得到了克服。学术方面的事情，光凭上图书馆还远解决不了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走访苏联学者，不仅向他们请教，有时还得直接从他们手中索取资料，包括尚未发表的打印稿。可是，对于深层次的资料，这样做也是无济于事的。比如，30年代联共（布）中央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机构的设置及其领导成员状况，以及它们同政府相应机构的关系问题；还比如，苏联最高层决策有关文化大政方针的机制和程序问题，等等，这是只有从档案馆发掘资料、寻找答案，此外别无途径的。所以，苏联学者规劝我说：“研究这个课题，必须上档案馆！”从档案馆中查找资料，恰如开掘金矿。最大量的是砂石废料，极少量的才是宝藏。时间短，性子急是根本不行的。我在档案馆一蹲就是七八个月，这才搜索到了极为需要的一些关键性资料。
    在突破苏联文化体制史上重大关节问题的基础上，收集了各个时期文化体制诸侧面所需的资料，将这一切系统地形诸文字，相比之下就是较为容易的事了。这样，又拣起几年前中断的文稿，用了相对不算太多的时间，将苏联文化体制的沿革续写到80年代初，即勃列日涅夫时期末期，这样，才最终完成了涵括时段达65年的《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1917-1982）。
    这部专著从酝酿到成书，前后用了七年左右的时间，其中绝大部分都花在重大关节问题的研究和资料收集工作上了。真正用在专著本身的写作上，前后加在一起也只不过一年多一点儿时间。酝酿这个课题和写作这部专著时的情况，以及其间所尝到的酸甜苦辣，我在书的《后记》中作了一些记述，其中有这样两段文字：
    “当笔者确定以本书题目为研究课题的时候，就深知自己选定的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尽管有过这样的预想，在按照预定目标走下去，沿着人迹罕至的山间小道攀援、寻觅之际，所遇到的艰辛困惑之状，却实为始料所不及。”
    “这部书虽然称不上是什么宏篇巨制，但写成这本书，我才终于体会到了一种喜悦，一种全靠自力，从绘图设计，到挖方奠基，从捡砖备料，到层层垒砌，直到最后建成一栋完整建筑时的喜悦。这种喜悦，类乎一个农夫在旷野里用亲手采来的石料和原木，营造成一栋陋舍，可以小息时的那种心情；这喜悦，也仿佛是蜜蜂飞遍山野，采集群花，酿成蜂蜜，可以一食时的那种感觉。不为别的，只是因为这里的一砖片瓦，一椽一木都是自己搜集的，这里的点滴蜜糖都是自己酿造的。‘汗滴禾下土’，方知个中苦。这苦中也含着些甜蜜。”
    这便是我在这部书完稿时内心所产生的真实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