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者研究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的原因多停留在农民运动、农奴制危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些表象上面，很少触及专制制度、官僚与这次改革的内在联系，对改革准备过程的分析也失之于片面；很难全面揭示这场改革前提，改革准备过程，改革运行机制，改革命运问题。本文仅就上述研究薄弱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
    封建制度的坚冰开始消融
    1855年2月18日，尼古拉一世死的当天，亚历山大一世宣布即位，第二天国务会议向新沙皇及其继承人宣誓，权力交接没有像1825年那样大动干戈。但是尼古拉一世的寿终正寝并非意味着军事警察体制的危机消失。对尼古拉一世体制第一个强有力打击来自外部。在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中，俄军屡战屡败证明了农奴制俄国不堪一击，俄国在国际上处于孤家寡人地位；神圣同盟名存实亡；尼古拉一世的对外政策已走进死胡同。
    亚历山大二世上台伊始，在提出农民问题之前，便放弃了尼古拉一世所奉行的官方人民性意识形态。新沙皇及其政府开始清醒认识到，变更治国方针是唯一出路。
    1856年3月19日，巴黎和会宣言规定“俄国应设立并完善国内公益事业；在其法庭上应充满正义和仁慈；新力量应致力于启蒙及一切有益活动，所有人都应得到公正和受到保护，享受劳动果实”[①]。接受这样的屈辱条件，无疑于政府第一次默认需要改革。
    所有社会阶层都对现状不满，掀起一股批评政府政策的浪潮。各种针贬时弊的手抄本，改革方案，地下文学纷纷出台。仿佛整个俄国思想界都因塞瓦斯托波尔惨败而猛醒过来，在尼古拉一世锁口政策之后，言论变成了社会力量。
    公开性自发地、自下而上地产生，政府放弃了粗暴而严厉的书刊检查制度，但随后把公开性作为武器。赫尔岑清醒地意识到祖国在长期沉闷和压抑之后需要真实的声音，开始创办《北极星》、《俄罗斯之声》、《钟声》，旨在报效“精神上的祖国”，“唤醒人们沉睡的意识”，“言论公开既是郑重的宣言，又是行动的准则”。1856～1858年，象征解冻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敦促政府和社会行动起来。社会精神力量的解放走在改革之前，是改革的前提。[②]
    经济因素是推动政府改革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克里木战争不仅给俄国人民带来了屈辱，而且使国家一贫如洗。1853～1856年，国家预算赤字达7.96亿银卢布，超过每年国家岁入的2倍，[③]这一时期国家日常开支从900万银卢布增到6100万银卢布，纸币的黄金保证减少了50%，酒专卖在国家岁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④]财政危机的威胁促使专制制度寻求改革。
    封建农奴制危机由于克里木战争而加深。1853～1856年，农村青壮年男子仅充军者就有150万人，1856年欧俄34省播种面积比1852年减少35%，战争期间谷物出口只及战前的1／3。[⑤]国家经济凋蔽，人民怨声载道，尤其农民“争自由”运动风起云涌，确实成为“国家脚下的火药库”，不能不使亚历山大二世及其左右对“流寇沙皇”可怕时代记忆犹新，不能不使专制制度实施改革的紧迫感加强。
    同时必须修正农民革命破坏和动摇了俄国农奴制度这一广泛流行的观点[⑥]。从第一次俄国农民战争到1861年改革前，封建制度顶住了一次次农民战争的巨大压力并延续下来。1861年自上而下改革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⑦]。
    统治者内部力量配置
    由于当时俄国社会现实特点，阶级关系不发达，资产阶级发育滞后，农村宗法制度和皇权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专制制度俄国习惯于奉旨行事。取缔农奴制前社会思想界的所有派别都相信专制制度有能力摆脱危机。
    亚历山大二世正式即位前，曾以皇位继承人身份参加各种国务活动和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他既不是自由派，也不是狂热的顽固派，即位前尚无自己的纲领。但是，他即位时恰逢上旧制危机，要求改革的社会呼声日炽这际，他及时意识到这一点，同时寻求新的途径和物色新人。他首先把官僚作为自己的依靠力量，并对一些有头脑、敢作敢为的人委以重任，例如沙皇尽管清楚兰斯科伊年轻时参加过十二月党人组织，仍让其担任内务大臣。受亚历山大二世委托，兰斯科伊在沙皇加冕礼期间，同各省首席贵族进行试探性谈话，示意贵族向沙皇表示同意解放农民，贵族对此表示沉默，唯有亚历山大二世年轻时的朋友，维连省总督夫·伊·纳季莫夫响应并允诺劝导本省贵族服从政府所需要的主动精神。此人信守诺言，一年后恰恰是该省准备开始农民改革。多数贵族和官僚不想取缔农奴制和根本变革。
    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之所以得以进行与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期官僚体制变化有关，这一时期官僚升迁主要取决于受教育程度，而非门第出身，使官僚结构和成分发生了明显变化。[⑧]于是，19世纪30-40年代，官僚中间出现一批受过良好教育，勤于思考，对即将进行改革的纲领及实施方式意见相近的人，当时被称为自由派官僚。自由派官僚分布在政府各部门，它同自由派社会活动家，学者建立起友好关系。
    大公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积极支持自由派官僚，他于1845年创办俄国地理协会，该会就设在自由派官僚异常活跃的内务部。自由派官僚的著名领袖恩·阿·米留金就出自内务部。当1856年“解冻”开始时，米留金已着手研究最迫切的农民问题，他以亚历山大二世的姑姑、大公夫人叶莲娜·帕芙洛芙娜解放卡尔洛夫领地农民为例，在其有关解放农民札记中阐述了取缔农奴制实质、目的和任务，提出了解放农民问题总纲领，成为未来改革模式。他将在保留贵族地产情况下，农民赎取份地为己所有视为改革的最终任务和目的。1857～1858年在卡维林、切尔卡斯基等人协助下，米留金制定出“卡尔洛夫式”方案，深受亚历山大二世的赏识，1859年2月1日，该方案经沙皇签署后交给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下称总委员会）讨论。内务部一批头脑清醒敢作敢为的官僚正跃跃欲试，准备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引导改革。
    贵族中间也不乏自由主义改革的拥护者，围绕改革纲领问题他们同自由派官僚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二者存在区别，比起“以国家为己任”的自由派官僚，自由派贵族更为关注其自身利益。社会运动继续发展，自由派阵营的纲领性要求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