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代化计划谋求法国长远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既是战场又被法西斯德国所占领，蒙受严重损失[⑤b]。莫内认为，法国在战争中迅速崩溃、元气大伤的主要原因是那种精神涣散和军事上缺乏准备的虚弱状态，在它的背后，掩盖着一幅更阴暗的画面，即进入20世纪以来，法国人缺少事业心，满足于工业革命所取得的成就，严重忽视生产投资和现代化。莫内在向戴高乐总理提交的“关于现代化计划及其装备的建议”中，强调技术革命的必要性，认为只有改变现有落后的生产工具，使其现代化，才能重新恢复法国头等强国的地位。
    1946年3月开始实施的现代化计划，目标之一是要在1948年以前使法国生产能力恢复到两次大战之间的最高水平，1950年以前应超过1／4。首先，集中资金发展煤炭、电力、钢铁、水泥、农业机械和运输6个基本行业，然后在石油、化学、化肥、合成纺织及造船等领域全面展开。1947年，法国对内固定资产净投资所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是1938年的4倍。同年，从美国进口的生产资料比1938年提高29.9%，比1946年增长54.8%；从美国进口煤炭比1938年增长27.3%，比1946年增长56.1%。马歇尔计划提供30亿美元的初衷在于压住法国由于基础建设规模过大造成的通货膨胀势头，但莫内说服了美国政府，将价值几千亿法朗的巨款作为生产性投资用于发展基础工业。1949年现代化资金的90%和1950年现代化资金的50%都靠这笔额外财源提供，从而保证了经过修改的、要到1952年才能完成的现代化计划各项指标的实现。但从进口的食物、饲料、饮料看，1947年和1938年相比，只增长15%，1947年反比1946年下降了10.7%[⑥b]。法国为振兴经济基础进行大规模长期投资的同时，在住房和公共事业方面开支甚少，1946年法国建造住房25000套，1947年完成38000套，而1938年却建造了67000套住房。1947年法国婴儿死亡率和1946年相比呈上升趋势[①c]。到1947年底，莫内形容法国的情况为“奄奄一息”，只有借助美国的临时援助才能免强维持。尽管在“建设一个繁荣未来的同时迅速提高消费水平”是人们的美好希望，但是，资金有限，发展应有先后顺序，因此，在建设初期仅能保证民众“不勒紧裤带”。
    2，现代化计划谋求对德国的单方面优势。
    战后初期，法国对战败的德国采取肢解与压制的政策。莫内的现代化计划也脱离不了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它企图通过压制德国，为法国经济的复苏争取资源和时间，充实本国力量，增强它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莫内主张在振兴国内经济的同时，着重加强法国工业在国际上针对德国的竞争力，争取在炼钢工业上取代德国的领先地位，成为欧洲最大的出口国。莫内计划的目标是保证法国钢的年产量达到1929年水平，即战前的最高水平，但从长远来讲，法国钢的潜在目标是1500万吨。如此产量远远超过1929年，仅靠从美国进口煤炭补充是不够的。
    1928年，法国生铁产量1010万吨，钢铁业耗炭1100万吨，其中390万吨从德国进口。1936-1938年生铁平均产量为每年670万吨，从德国进口炭170万吨，1950年，法国生铁产量776万吨，炼钢工业共耗炭814万吨，其中萨尔的炭119万吨，鲁尔的炭194万吨，约占总量的38.45%。1952年，法国产生铁共977万吨，耗炭935万吨，其中萨尔的炭80万吨，鲁尔的炭342万吨，约占总量的45.13%[②c]。由此可见，莫内计划的顺利实施有赖于对德资源的控制和利用。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对德采取压制政策，占有其资源，限制其经济规模，以此保证法国得到充分供给。莫内毫不讳言：如果不迅速控制德国工业生产及其竞争力，法国的经济复兴将受到阻碍。
    莫内谋求国家利益的活动与欧洲统一的实践是矛盾的统一，现代化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为莫内的欧洲统一的实践提供了现实的出发点。当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使法国对德压制政策不合时宜的时候，当法国现代化计划陷入困境的时候，如此局势为莫内争取欧洲统一的实践提供的动力比任何观念的感召和理性的驱策都强烈的多。现实发展的需要迫使莫内由仅仅采取压制德国的政策转变为寻求西欧统一，从而更好地达到复兴法国的目标。
    二
    1950年的舒曼计划由莫内设计，法国外交部长舒曼提出，该计划反映了莫内等人的政治经济主张。它“不打算设计一个完整的政治机构，来研究欧洲‘政治制度’一体化，相反地提出了具体建议，即‘首先建立一种事实上的休戚相关的关系’，最后消除法国和德国的宿仇”[③c]。
    （一）冷战的国际局势促使莫内思考法德和解的问题
    1950年初，朝鲜半岛局势紧张，战争迫在眉睫。莫内感到“窒息”，决定外出旅行，以便思考解决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对法国来说，冷战在欧洲造成的局势非但不乐观，而且越来越险恶了。尽管“环境的变化不马上促使对外政策发生变化”[①d]，法国主观上不愿放弃对德国的压制，但当战后世界的主要矛盾从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对立转变成为美苏争霸的时候，客观形势的因素便很快表现出来。“美国从称霸世界、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出发，推行扶植西德的政策，与法国基于自身安全和经济利益以及争夺欧洲主导地位的考虑而提出的肢解、削弱德国的主张尖锐对立。法国在经济上依赖美国援助，政治上不得不仰承美国鼻息……被迫逐步放弃其对德强硬政策。”[②d]法国对德强硬政策的退却在鲁尔问题上表现的十分明显：1947年4月，它坚持该地区“应从政治经济上与德国分离”，12月态度就变成使其实行“特别的制度”了。1948年6月7日，美国和布鲁塞尔条约五国在伦敦举行会议，同意建立国际权力以便对鲁尔实施一般性监督，法国政府被迫放弃使鲁尔从政治上脱离德国的计划，并且未能使鲁尔的工业国际化。这次会议主要规定，将在整个德国西部“设立自由、民主的政府”。制宪议会的成员由每个地区的议会根据自己确定的选举制度推选产生。“议会委员会”由55名成员组成，受盟军政府领导。如此做法，显然与法国当初由于害怕在德国重新出现一个过于强大的中央政府而主张其制宪议会应由松散的联邦式的州议会间接选举产生的设想不符。 “事实表明，冷战开始后的20年中，国际政治主要关心的，是如何适应美苏对抗的形势，以及如何局部地抵制这种美苏对抗。”[③d]冷战迫使各国纷纷调整战略部署，适应崭新的环境。1950年，形势明朗化，在冷战局势的推动下，德国的复兴只是时间问题，法国肢解、压制德国的政策与此不符。但是丧权辱国的历史和德强法弱的前景不允许法国迅速转变，失去和解的机会意味着允许德国演变成为一种不可测的因素。于是，莫内改变了以往的旅行路线，出发去瑞士。在两个星期的旅行中，莫内的思想如涌泉涓涓流出，4月初回到巴黎时，他已不再迟疑不决，并已明确了行动的依据和方向，即合并参加国的煤钢，促成法德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