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界，曾经是辛亥革命前维新、革命两派宣扬政治主张的主媒介，武昌举义，报界担负起了启发民智、唤起海内外兴亡忧患之角色与责任，功不可没。革命后的海外报界，如戈公振所言：“华侨报纸之言论，大率在前清分为维新与革命两派，光复后，维新、革命，均失其标帜，色彩渐淡。未几，洪宪事起，乃又分为拥袁与倒袁两派。”[22]《大汉日报》是加拿大洪门致公堂的机关报，洪门的拥袁立场直接影响了《大汉公报》的倾向性。同时，崔通约本人对于革命的态度、立场的转变也直接造成了《大汉公报》的倾向性的改变。
    崔通约本人于革命前后立场骤变，在革命后成为了共和党人。(26)他思想的转变与离开《华英日报》赴美旧金山之后的两事相关联，故将二者简叙于此。
    一是“芋头风波”，他在《中西日报》时，曾与保皇会报纸《世界日报》有关基督教是否为政党展开笔战。两者“始之以笔战，继之以斗殴”[23]，崔通约举例说对方记者梁朝杰抱残守缺，如出产芋头的台山人食“芋”不化。梁理屈词穷，便故意将崔氏的攻击说成是对整个台山新宁人诋毁，怂恿新宁宁阳会馆要求《中西日报》停刊，崔通约因此被迫辞职。不仅如此，他们甚至纠集250人暴力围攻《中西日报》报馆，致使警察出动并逮捕了其中8人。很快此事获得澄清，新宁人反而因此看清了保皇会的真面目。最终《中西日报》获胜，崔因而获得了革命“芋头崔通约”之名。(27)此事固然如他本人所言“我所异于革命派者，独醉心于基督教”，以捍卫基督教为己任。[24]但另一方面，可看得出崔通约对于中国最终要进行民主革命、走向共和制的激进立场。
    二是所谓的海外革命文字狱，被同盟会革出一事。崔通约是在1910年2月孙中山来旧金山组织同盟会时就加入其中的，也是《少年中国晨报》的编辑，并与朱卓文参加过全美各地游说、为革命筹款的活动。有感于筹饷活动中，“此间同盟会员，人数渐众，品流杂糅，参差不齐，浮浇之人，因利乘便”[25]，他写了四章七绝，表达失望与不满：“话到党人姓字香，一年忙过一年忙，英雄竞澯莲花舌，是否纷争利市场。”“生平不喜因人热，到处都称作客凉，领袖何时生我土，国亡种灭倍心伤。”“怪我天生血肉躯，几分意气未消除，茫茫归去殊难忍，冷眼双双望太虚。”“桑港流离四载余，深闺作嫁负居诸，牢骚欲吐终何用，莫若时还读我书。”[26]今日重读崔通约的诗文，从中可见，崔通约对于当时筹饷局中人滥用筹款谋己之私、孙中山的个人崇拜以及同盟会组织松散等有看法或不抱希望。因此当年发生了所谓“海外革命文字狱”--旧金山同盟会开除了崔通约。
    崔通约与孙中山早已相识，同龄之人，都已近不惑之年。此时他看到孙中山“最利用无阅历之少年”，发动的是李是男、黄伯耀一班年轻人，而孙中山对崔通约也心存戒备[27]，因诗之故开除崔通约固有之，又有怀疑崔为清廷的密探之借口。时任《少年中国晨报》另一编辑伍澄宇称“究未能证实其为此报告，不过是一种怀疑而已”。而孙中山最终仍登报开除了崔通约。(28)“同盟会对于犯法党员，重者判处死刑，并无摈逐之例，有之，自崔通约始”[28]。孙中山的处置办法不依旧盟规，是”以示薄惩”[29]，似也说明此事的证据不确凿，理由不充分。表面上看是崔通约违反了盟规，实际上却反映出崔通约本人与孙中山的分歧之处，即所谓的崔通约的革命“宗旨不正”，这才应是真正的原因。(29)
    崔通约旧金山一反一正的活动经历，应成为他思想转变的现实基础。1912年中国共和党成立，崔通约成为党员，他曾声称：“本党以共和命名，除乱党外，如致公堂、宪政党等，必当融洽……内外地之共和党，皆恪守一致之稳健党纲……政党必须以监督政府指导舆论为前提，所持破坏手段，则失去政党资格矣。”(30)因此，作为共和党员，他对袁世凯的拥护，希望袁世凯借“实行军国主义”的实力，维持稳健，主张建设：
    仆于项城无所爱憎，但佩服其能从实地做功夫。绝无伟人之空虚理想，卓荦中若维持秩序，注意军备、整理财政、振兴小学教育，皆治我国今日之最大急务。其最受党人及趋重外潮者所轰击，莫如引用旧人一事。……仆虽未敢如何主张，惟在前清时代，对于政府持消极的观念；在今日时代，对于政府持积极的观念，无他，一则绝望，一则无限希望也。……欲救此垂危之中国，舍实行军国主义外无他途，此记者之深契项城、鄙中山、鄙所谓民党之真意也。[30]
    此段议论，与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中阐述的拥袁缘由异曲同工。(31)与当时主张用非继续革命的方式来建国的民主派的观点相同。
    冯自由记崔通约：“民二年秋各省讨袁失败，崔乃挟嫌唆使致公堂中人反对民党以媚袁世凯，而致公堂中人未得南京临时大总统府颁给旌义奖状，早怀不满，致使遂为佥壬所惑。”[31]将区区旌义状之事及个人私怨，来放大崔对于加拿大洪门的影响，不仅矮化了洪门与崔两方在政治势力中的独立、平等地位，也回避或试图掩盖二者与孙中山在政治立场问题上的真正冲突。崔通约强调：“辛亥以前，仆所认定者，革命是而保皇非。……辛亥以后，仆所认定者，建设是而破坏非。曩虽同志，今则不屈不挠而宁愿以身集矢者，有所由也。”(32)这是崔通约和洪门在革命后对于中国政治时局的看法。应该说，二者是殊途同归：肯定辛亥革命，拥护共和国体，反对二次或三次革命。这形成了《大汉日报》的办报宗旨与倾向。
    此外，中国共和伊始，弱国政府又遭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与日本签署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两种情势。党争不止的乱世又掺入民族救国图存的危机。其时加拿大温哥华埠的华人也组织起救亡会，呼吁爱国募捐。同时，《大汉日报》呼吁停止政见之争，一致对外。希望借此次战争契机，中国民众能上下一心，消弭党争，共同抵御外侮。崔通约自言：“记者由破坏而建设，以提倡革命最激烈之人，一变而为反对革命最激烈之人，岂有他哉，诚以外患岌岌，更不容有革命二字以自促其亡也。”[32]他还选登惟心的文章“凡政争之于国家，将生绝大之危险者，则两方面各弃旧嫌，握手联欢，共维国家之大局”[33]，“五九国耻”后，又有“国民……而忘国家之大耻奇辱乎”[34]，他认为此时革命动荡，无异使国家雪上加霜、创巨痛深。
    1911年10月10日，国民党的机关报《新民国报》在域多利创刊(33)，随即与《大汉公报》展开了长达数年的笔战。今查《大汉日报》1914年8月21日《乱党如其稳健何》等文，可窥当日延续数年的激战。“记者日接乱党匿名恐吓之书，盈筐累匣……今乱党一日二十四时，无时无刻不痛骂者，不外袁黎正副两总统，记者自况，益自勉矣，安得乱党机关，日日有记者崔通约三字乎？予日望之。”即使如此，崔通约还是坚持：“吾人为爱国故，拼铁肩以担任之而已，夫又何辞？”[35]他在《呜呼！妖报》一文中也说“虽笔枪墨枪所不辞也”[36]。
    此时孙中山与日本密签条约之事也被揭发出来，崔通约心怀忧惧：“以时局如此艰难，国家如此危急，而其党人顽迷闭塞，终底不悟，真不可思议矣。”[37]1914年9月2、3日又发译论专栏，援引东京时事新报、上海德文新报、北京英文京报，用加大黑体字强调：“凡革命恶果，如举国破产，列强瓜分之惨祸，概置不顾，是得谓之爱国乎？”“为孙黄较袁总统更能体察民意，岂有此理乎？”[38]并且揭发《新民国报》毁人私德，谤人家事。在《孙文卖国之信谳》、《咄咄卖国书竟为日人齿冷》等篇中，他写道：“只有两言可以概括……日骂政府、骂对党而已。求其能推倒现政府，虽卖国于人亦不辞，求其能压服彼对党，虽同种相残亦不惜。”他还将党魁比成朝鲜的卖国贼李完用，“一则甘效高丽之李完用，一则为李完用无数之应声虫”[39]。崔通约凌厉的辩辞风格，从中也可感受一二。
    温哥华的中华会馆在冯自由时代曾经借选举安插同盟会员，1914年8月5日中华会馆国民党员刘儒堃等人又一次当选，故《大汉日报》与此届中华会馆新董值刘儒堃借印刷错字而互相发难，10月14日又以《本埠中华会馆之责任何在》[40]、《中华会馆开除本报选举何故》为题攻讦。[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