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内在矛盾的根源
    新经济政策在开始实施之时之所以没有引起激烈的争论，是因为它被作为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应急措施而被广泛接受。但是，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并没有广泛的认同。有人的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种看法是由列宁最早提出的，是后来布哈林充分发挥的。不少人则在不同程度上把它看作是克服经济和政治困难的权宜之计，是向资本主义的倒退。1921年，著名的布尔什维克贝索·洛明纳译痛苦地抱怨说：在经济中已没有留下什么“社会主义因素了”。1922年，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一方面承认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必要，另一方面又自问自答道：“新经济政策把我们引向何方--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引向资本主义，如果我们让新经济政策延续太长的时间的话。”[（19）]
    造成这种不同理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按照新经济政策发展的自身逻辑，要求在更大程度上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而这种发展同当时的社会主义观念又是相冲突的。因此，那些更加重视实际的人主张发展新经济政策，而受原有社会主义观念束缚较多的人，则主张更多地限制它，更早地取消它。不仅如此，在列宁去世以后，即使是主张发展新经济政策的人，也仍然受到原有的并不符合实际的社会主义观念束缚，而不能进一步迈出改革的坚定步伐，从而不能采取克服实际生活中面临的困难和危机的有力措施。
    其次，从新经济政策所处的客观环境来看，一方面，当时的苏联从国内来说已经从战争到和平；另方面，从国际上来说却仍然处于战争与革命的年代，这两者对新经济政策的影响是不同的，前者要求把工农联盟建立在等价的商品交换的基础之上；但处于战争威胁下的苏联又不得不处于紧张的备战状态，这种状态又往往促使人们要求从农业中抽取较多的资金支持重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平的经济建设需要更充分地利用市场机制，而市场机制又不能完全适应备战的需要。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平衡地和谐地发展是最合理的；从备战需要出发，似乎又需要优先发展特定部门，从而不得不暂时使其它部门作出牺牲，如此等等。如何使两者和谐地结合起来是十分困难的。那些更加重视工农联盟的人同更加强调备战需要的人，对经济政策和体制就会作出不同的选择。甚至是同一个人，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先后也会作出不同的选择。
    1923年，苏联发生了一次工业品销售危机，这次销售危机正是新经济政策内在矛盾的一个表现。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人们认识到完全用行政手段的总管理局制来管理工业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使企业具有活力，必须使企业自负盈亏，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制。同时，国家又不想放弃对国有企业的直接监督和控制。于是从1921年开始组成托拉斯。一方面，国家给予托拉斯有更大的自主权，另方面，托拉斯又不能真正摆脱政企不分。当时托拉斯亏损严重。为了扭转亏损的局面，1922年2月开始托拉斯组织大规模的、具有垄断性质的供销组织--辛迪加。辛迪加的成立对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扩大起了极为有害的作用。1922年秋开始工业品价格猛涨。国营企业迅速扭亏为盈。1922年国营工业亏损300万金卢布，1923年1-9月份则获净利1900万金卢布。但工农业价格严重地比例失调。有人计算：农民用40普特燕麦，在1913年可买到127普特盐，到1923年10月却只能买25普特盐；1普特粮食早先可换7俄尺花布，现在只能换1.9俄尺。1923年农民白白地损失了约50%的收入。工业品的乱涨价，引起了市场关系的极度紧张和混乱，终于在1923年秋促发了尖锐的销售危机。
    1923年销售危机，1924-1925年令人失望的收成和严重的农民骚动，使得俄共领导对新经济政策和未来道路看法上的分歧尖锐起来。1924年-1925年间俄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决定放宽农村政策，减收农业税，降低工业品价格，放宽对租佃土地和雇佣农村劳动力的限制，借以提高个体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苏共领导的多数派决定根据新经济政策自身发展的逻辑要求，把它们容许的一些原则进一步推广到农村中去。在少数派看来，这些措施对富农作了过多的让步，甚至是“富农倾向”占据统治地位的明证。于是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是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的论战揭开序幕的，这两人是双方论战的主将。今天，我们回顾他们的观点，很难作出谁对谁错的简单判断，因为双方的观点都有对有错，都有深刻的独创性见解，也都有严重的缺陷。如果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工业化纲领，但忽视市场机制和农民问题；那么布哈林则提出了一条通过市场关系实现工农业同时繁荣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对苏维埃俄国工业化所需资金和粮食的尖锐性估计不足。如果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尽管在政治斗争中遭到了失利，但他提出的工业化计划后来在实际上被采纳；那末，布哈林虽则一度辉煌，但不久不仅在政治斗争中遭到失败，而且他提出的通向社会主义道路也被抛弃，不过布哈林在论战中提出的一些思想至今发人深省。
    斯大林、布哈林在同反对派的争论和斗争中刚刚取得胜利，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又开始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1927年底到1928年春苏联发生的粮食收购危机是这场争论和斗争的导火线，而1928年冬再度发生的收购危机把这场争论推到白热化的程度。1927年11-12月收购到的粮食急剧减少，只相当于1926年同期收购量的一半；而工业化进展却使国家对商品粮食的需求大大增加。在如何认识和解决粮食收购危机的问题上，布哈林同斯大林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布哈林认为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是农民经济缩小、谷物主产下降，谷物生产下降的原因在于国家计划领导失误。主要是：工农产品比价不合理，谷物的收购价格太低；使生产力的重新分配不利于谷物业；基本建设投资增加太快太多，破坏了原来的城乡平衡；货币尚未稳定到使农民可以把它作为积累手段的地步。至于富农，只是利用我们的工作失误兴风作浪，它的投机行为是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斯大林的看法则和布哈林大相径庭。他认为造成粮食的危机的原因是：工业发展速度太慢，致使农村商品供应不足；苏联已成为小农经济的国家，而小农经济提供商品粮极小；富农已经成长起来，积累了粮食，投机倒把，操纵粮价，破坏国家的粮食征购工作。解决粮食的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造农业，高速度发展工业是改造农业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