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向发展的原动力，如同纵向、横向发展一样，来自于物质生产力。各国、各地区之所以表现出不同的内向力，归根结底是由于物质生产力的水平不同。近代物质生产力的代表，是应用机器生产的工厂工业，而工厂工业是通过工业化确立起来的。历史表明，凭借非物质生产力的其他方面的优势，固然可能影响甚至改变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政治风向以至政治版图，但能够对世界整体性发展起持久和根本性影响的，则只有依靠近代工业所创造的雄厚经济实力。曾经以军威雄踞欧洲大陆的拿破仑，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我之所以打不倒英国，是因为他们有了工业”[3]。更为屡见不鲜的是，在近代无数次的较量、对抗中，落后的农业国家总是被先进的工业国家所击败。恩格斯曾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被剥夺了工业，从而沦为单纯是庄稼汉的集合体，那是不能和其他民族在文明上并驾齐驱的”[4]。经济实力的这种至高地位，也早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由于不幸以致在工业、商业和航海业诸方面落后于他人的任何国家……为了使自己能与较先进国家进行自由竞争，首先必须加强自己的力量”[5]。俄国政治家维特说：“一个现代国家如果没有健全发展的民族工业，是不会强盛的”[6]。
    各国工业化又与整个近代化运动密切联结在一起。近代化运动的开展促进工业化的孕育、发生、发展的进程，而工业化一旦被推上历史舞台，又构成了近代化的中心内容，牵动整个近代化的进步。因此，近代化尤其是工业化运动，应被视为近代各国内向发展的主题和基本线索。各种事变、重大举措、各派代表人物均应按其有利或有碍于工业化、近代化的程度定位；一切疏离上述主题、主线的事件、人物应该退局，而代表或接近上述主题、主线的事件、人物则应有新的发掘和评估；历史经验的探求应围绕工业化、近代化的总题目展开；各国历史应以世界全局的观点进行综合考察。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各国历史研究重点内容的转移和评价尺度的某种修正，也反映了新的学科体系在处理各国历史时与传统体系的区别。
    工业化、近代化是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其具体操作方面的研究，应由其他学科承担，近代世界史学科着眼的是对这个历史进程作整体性的概括与总结，其中关键性的问题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历史时机的问题。作为近代化中心内容的工业化，从世界范围看，自15、16世纪起，在西欧先进地区就已进入了孕育期，它的展开则始于18世纪60年代由英国启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过了100年之后，以近代科学炼钢法的发明与应用为起点，又发生了以重化工业为重点，其影响力大大超过首次工业革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两次工业革命代表了近代工业化全过程的两个阶段。在西欧及北美先进国家先后发生的工业革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成为全球性的现象，即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一些国家也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工厂工业，诞生了民族资产阶级和本民族的产业无产阶级，这表明这些国家也已初步具有发生工业革命的基本标志。只是囿于当时历史条件，这些国家对工业化潮流所作的反应还是十分微弱的。与上述工业化的孕育期和两次工业革命的发生相适应，近代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有利于工业化准备和开展的历史时机。第一次出现于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这时，随着沟通东西方之间、新旧大陆之间新航路的开辟，一个空前广阔的世界市场的前景开始呈现，大西洋地区也成为新的世界贸易中心。于是，大西洋地区一系列国家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活动便空前活跃起来，从而在欧洲形成了一个被称为重商主义或称商业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重商主义引发了市场经济的活跃，带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强化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为工业革命的来临开辟了道路。然而，绝大多数国家此时却未能把握住这一历史机遇。这些国家包括最早走向世界的西班牙、葡萄牙、商业大国荷兰和曾在中欧及北海商业贸易活动中占居垄断地位的德意志。此外，被称为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的意大利，也因世界贸易中心的转移而失去机遇。西欧地区唯独英国能及时掌握时机，顺利地通过重商主义和农业革命首先走上工业化道路，在以后100年间成为无可匹敌的经济强国。第二次有利历史时机出现于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之后。这时，英国工业革命向欧洲及北美国家发出了挑战，同时也给这些国家提供了可以利用英国的机器、蒸汽机、资金、经营和管理经验发动工业革命的机遇。比利时、瑞士、法国、美国、普鲁士及其他经济上较先进的德意志邦国，均能抓住时机，先后步英国后尘启动工业革命，因而使国力大为增强，而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俄国却未能充分利用时机，即便在工业化道路上开始起步，也步履蹒跚，结果只能继续保持落后农业国的基本面貌。第三次有利历史时机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之后，这时，统一后的德国和南北战争后的美国，不甘居后，及时将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直接转化为本国雄劲的生产力，在不到两代人时间，德国便成为欧洲首位的工业强国，美国更一跃而为世界工业国家之冠。英法两国则固步自封，坐失了时机，因而在工业实力上日益落后于新兴工业国家。俄国在克里木战争后，虽力图加快工业化步伐，但力不从心，故仍无法改变自己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落后地位。亚洲大国中国，则先是在16世纪实行闭关自守，坚持重农抑商，筑起一道挡阻世界商潮的大堤；尔后由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更无力利用各次有利时机。其他亚洲绝大多数国家，情形也大同小异，唯日本能在明治维新之后，赶上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机，紧跟工业化大潮，从而成为亚洲最有经济实力的国家。综上所述，时机问题实际上成为一国或强或弱的历史转折点，得时机者国力必上新的台阶，后进国家可以转化为先进国家；失时机者国力必会日趋衰弱，先进国家也会变成后进国家。由此造成的巨大差距将成为后进国家沉重的历史包袱。可见时机问题，兹事体大，值得具体展开加以剖析。
    二是关于力度的问题。对旧的经济、政治制度实行结构性的变革与改建，是保证工业化顺利开展不可或缺的前提，而且其本身也就是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在近代，革命特别是比较彻底的革命以及为之准备舆论的思潮，在社会制度转型的紧要关头所发挥的弃旧创新历史作用，通常要比来自上层的改革要大得多，但若据此便以革命与改良、彻底与保守划线分类作为褒贬标准，则大为不妥。一是因为历史上的大运动总是由许多不同阶段互相衔接而成的，温和的改革往往是走向革命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或者是革命后巩固、扩充其成果的持续阶段，其历史作用并不因其“温和”而消失；二是因为各国历史条件殊异，较为温和的革命或由上层进行的改革，对于某一国家某一时期来说，可能是走向近代化的最现实途径。英国的革命和改革，几乎曾经被统统打上作贬意解的“保守”印记，但英国却赢得恩格斯这样的评价：“在英国，一个进步一经取得，照例以后永不会失去”[7]。而恩格斯说过的“过分革命”，却会引起历史进程的反复与曲折。因此，社会的结构性变革与改建应着眼于它的实效，而实效又取决于变革时的力度。凡提出的变革目标和变革所获得的广度、深度、速度，是与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和发展要求相符合的，其力度便是适度的和有效的；凡力度不足或力度过度的，则是非适度的，其结果也会是低效、无效甚至引起负面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