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制活动一方面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唤起了社会上进步人士要求改变种族隔离现象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它启发、教育了黑人群众，只有团结起来共同反对种族势力，黑人才可能取得政治和社会的平等权利。更重要的是，抵制乘车活动锻炼了黑人群众，使他们从团结斗争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认识到不仅“种族主义制度是可以推翻和根除的”，而且黑人还可以创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生活”[①c]。在这些黑人群众中，大批黑人青年学生最为引人注目。他们不仅为黑人群众运动注入了新鲜血液，而且为新左派运动奏响了序曲。
    黑人青年学生的活动主要是通过一个名叫“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组织展开的。大体说来，诞生于民权运动浪潮中的SNCC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以静坐的方式反对公共场所如百货商店和连锁店等盛行的种族歧视行为；（2）用“自由乘客”的方法（组织黑白学生一起乘坐州际间的长途车）向州际公共交通设施方面的种族隔离现象挑战；（3）帮助南方黑人了解选民登记工作，增强他们的参政意识，“争取在黑人基层组织起一支政治力量”[②c]；（4）组建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党，向全国民主党大会发出呼吁，要求政治上的平等权利。
    这四个发展阶段是循序渐进、步步深入的，它始于1960年，终于1964年。这一系列活动帮助SNCC积累了政治斗争经验；同时，他们还借助这些活动在新闻上的报道，使社会公众对黑人的贫困和种族势力的顽固得到更直观的了解。这些活动赢得了社会公正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也吸引了更多的黑人群众加入到民权运动之中。因此，它们对黑人民权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SNCC对新左派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首先，SNCC以其行动表明，学生青年组织可以在脱离美国社会民主党和老左派的情况下独立“闹革命”。其次，SNCC以其成绩显示，致力于社会平等和自由的青年男女完全可以起到社会变革催化剂的作用，唤醒整个社会来思考、探索解决种族问题的办法[③c]。第三，在SNCC组织的活动中，一批新左派积极分子积极地投身介入。他们与SNCC并肩作战，亲眼看到了社会中的种族欺压和种族歧视的情况，并进而产生了掀起新左派运动、改变这种不公正局面的愿望。关于这一点，一位新左派分子曾这样写到：“SNCC是美国新左派运动初期阶段的推动力量。”[④c]一位后来背叛新左派运动的人也承认：“静坐、抵制和自由乘车吸引了美国青年学生。我之卷入新左派运动始于民权运动……”[⑤c]由此可见，说民权运动是美国新左派运动的催化剂是十分恰当的。
    三 新左派主力军的崛起--“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
    “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SDS）早在1930年就具雏形了，不过那时它叫“工业民主学生联盟”，隶属于杰克·伦敦等人领导的“工业民主联盟”。1959年，随着美国大学校园里的左翼活动愈益频繁，“工业民主学生联盟”更名为“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从此开始了SDS新左派运动的准备工作。
    在1960年至1962年期间，SDS基本上是一个以校园为活动基地的政治组织，参加些争取世界和平和民主权利的活动。此外，SDS还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展开研究，阐述自己的观点，其要点是反对种族主义、军国主义、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地方主义[⑥c]。它的观点可概括为：既摒弃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改良主义，又拒绝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既反对美国政府--军事--工业联合体的控制，又不赞成苏联共产党庞大统治机构的官僚主义。有趣的是，在否定了那么多“主义”之后，SDS自己没拿出任何一套理论来取而代之，而只是笼统地号召人们从这些“主义”中解放出来，由自己决定命运。
    1962年中期，SDS有了一个新的转折--明显朝左转。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SNCC的斗争方式昭示SDS采取更大胆的独立性活动；二是SDS领导更迭，由更激进的学生担任指挥领导SDS。在这两个因素的促动下，SDS于1962年6月11日在密歇根休伦港召开年会，并在此会上发表《休伦港宣言》，正式掀起美国新左派运动。
    《休伦港宣言》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当时社会进行分析，指出50年代以来的美国是一个没有生气、缺乏活力的社会。大多数美国人满足于物质生活的享受，精神上相当空虚。此时的政府--军事--工业联合体趁机加紧勾结，扩大统治机构，独揽美国内外政策大权。第二部分是SDS改变社会的方案。SDS认为，美国社会中贫困、种族歧视等矛盾归咎于美国的外交政策理论，即冷战理论。美国政府应把这个理论颠倒过来，把军备扩张费用转用于国内问题，以便尽早消除贫困，结束种族歧视。第三部分是探讨实现第二部分的方法。在SDS看来，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政府-军事-工业联合体--是不可能也不愿意改变社会现状的；那些被纳入“美国式生活方式”的中产阶级贪图安逸，对社会变革冷淡麻木；而工人阶级则缺乏热情，不适合担当左派运动的重任。因此，SDS宣称自己是恢复美国青春活力，让自由民主重发光芒的中坚力量。
    《休伦港宣言》发表后，SDS便开始活动，扩大自己在学生中的影响。那时，民权运动正方兴未艾，和平运动也相当高涨。于是，SDS在全国高校里大张旗鼓地宣传民权与和平的重要性，动员学生跟随SDS加入到这些运动中去。与此同时，SDS还在理论上不断探索新左派运动的前景，研究学生参与管理学校的可行性计划。SDS认为，50年代以来的高校，不是教育学生独立思考，尊重自身价值，而是宣扬金钱，怂恿人们安分守己。学生要改变社会首先必须从高校着手，以点带面，最终波及至整个社会[①d]。
    不过，事态的发展马上使SDS改变了工作重点。1962年下半年，SNCC在南部基层干得很有起色，动员了许多黑人群众投入到反种族歧视的运动中来。SDS为此颇受鼓舞，决定从1963年起把工作重心从校园转向社会基层，用基层的力量来改变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