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潮般的反征兵活动推动了新左派运动的发展，使新左派组织不断壮大。1967年10月21日，新左派趁此气势组织了5万多人聚集在林肯纪念堂前。简短的反战演说结束后，集会人群一起涌向五角大楼。行进路上，厌战、反战的人群纷纷加入游行队伍。抵达五角大楼时，集会人数增至10万。站在象征着美国帝国主义权力的国防部大楼面前，1000多名抗议者按捺不住愤怒的激情，直冲大楼门道，与站岗宪兵发生争斗。那些与警卫队面面相视的女学生们，则把鲜花插入士兵冲锋枪的枪膛里，劝导他们放下枪杆子，加入反战行列。更激进的学生拿出征兵卡当众烧毁。宪兵和士兵为制止他们的行为而与学生开始一场混战，学生们在枪托、棍棒的挥打下赤手空拳同宪兵们展开肉搏战。
    由于越战那时已日益不得人心，新左派的抗议活动得到了社会公众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为此，新左派感到群情振奋，斗志昂扬。《新左派评论》评述道：“五角大楼之战的成功在于我们最终下定决心要求美国权力机构对反战作出认真严肃的答复；在于我们能顶住他们的反击。”[①g]新左派领袖杰拉·鲁宾则宣称，五角大楼之战将鼓舞反战学生把反战斗争从校园扩展到街头，去进行一场街头游击战[②g]。
    1968年以后的新左派运动确实变得愈益激进和暴力化。从外部看，SDS的战友--SNCC已放弃非暴力行动，演变成以暴力为主的黑豹党。从内部看，新左派领导人中，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进步劳动党极大地提高了它的影响和地位。从社会心态上看，越战本身的残忍性和非理性性质使不少人也逐渐失去了应有的理智和耐心。从组织结构上看，新左派队伍扩大后，人员混乱复杂，其中不乏以寻求暴力刺激为乐趣的年轻人。从国际环境看，法国1968年的“红色风暴”和中国红卫兵的造反运动也似乎向美国新左派昭示，暴力能产生更快的效益。上述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把新左派运动推上了暴力之路。
    新左派的暴力行动决非列宁暴力革命理论的实践。概括地讲，它包括下列几种类型：（1）冲击型。1969年初，一批新左派激进分子突然冲击底特律市一所白人专科学校，向正在那里考试的学生宣讲新左派革命理论。（2）占领型。1968年初，哥伦比亚SDS支部为校方在哈莱姆交界处建造体育馆一事提出抗议，并为此占领数幢学校大楼，包括行政楼，与校方、警察对峙10天多。（3）扰乱型。1968年夏天，民主党在芝加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新左派各路人马会聚芝加哥，用骂俏、示威、围堵、轰闹等形式，嘲笑、控诉民主党在越战中的罪行。（4）破坏型。1969年10月，新左派里的“气象员”在芝加哥“大闹天空”。他们砸碎橱窗，推翻路边车辆，焚烧法官人像，与警察搏斗。（5）恐怖型。1970年3月，纽约新左派“气象员”在一名法官住宅处爆炸了3枚炸弹，以教训他对黑豹党的严厉审讯。同年6月，另一“气象员”战斗队用炸药轰炸了纽约市警察总部。
    所有这些类型的斗争，形式不一，却殊途同归：同暴力手段去碰撞国家统治机器。然而，由于既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又缺乏可行的现实基础，新左派的暴力行动充其量只是发泄一下而已，而没有也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事实上，新左派的恐怖活动一方面招致了政府的严厉镇压，另一方面使自己在社会上失去民心，从而有意无意地加速了新左派运动的解体。
    六 新左派运动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新左派运动的失败原因可以从内外发展情况加以考察。从内因上看，新左派内部组织林立，人员复杂。因为散，作为整体的新左派纪律松懈，难以拧成一股劲。因为杂，新左派常为斗争策略、行动方案、实施手段以及领导权而发生纠纷，甚至发生内讧，致使新左派把有限的精力浪费在“内耗”上。无论是SDS与SNCC，还是SDS与PC（进步劳动党），它们之间的摩擦和争斗总是妨碍着新左派精诚合作地携同作战，从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
    从外因来看，60年代后期，美国右派保守势力抬头，新左派频遭打击和镇压。此外，尼克松在越战上边谈边打，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由于新左派的壮大与反战运动密切相联，反战运动降温后，新左派慢慢失去它的动力源泉。再者，一部分新左派激进分子的暴力行为激起了普通民众的反感与愤怒，导致新左派外部支持力量的丧失。最后，美国经济1969年时出现衰退，不少新左派成员为谋生计不得不重返课堂。
    这样，内外多方面因素的综合最终使新左派运动失去势头，直至于70年代初退出美国政治舞台。新左派运动是失败了，但它是否留下了一些值得探索、思考的历史意义呢？
    回答是肯定的。新左派运动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当美国左派力量处于低潮，进步思潮近乎于万马齐喑，以至于出现丹尼尔·贝尔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之际，它能勇敢地站出来，揭露、鞭挞美国社会中的弊病，控诉、谴责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新左派对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贡献是相当卓著的。
    新左派运动的另一意义是它的思想发展。运动初期，新左派的政治口号、主张都没有超出民主党自由派的一套东西。斗争向纵深发展后，新左派跳出自由主义的窠臼，认识到“资本主义是种族主义、帝国主义、贫困和剥削的根源”[①h]，并把美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质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提出把消灭贫困、根除种族歧视的斗争与第三世界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这一思想发展显然比美国老左派要前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