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下基层的主要活动项目叫做“经济研究与行动计划”（ERAP），其宗旨是组织一批SDS成员，深入到居住在贫民区的黑人和白人群众中，“协调基层社区的各种计划”，并“通过自上而下的社区组织活动”，使社区人自己控制社区，“形成社区的政治和经济力量”[②d]。ERAP的形式和内容千姿百态，不拘一格。有注重和平宣传的，有提供法律咨询的，有致力于改善住房条件的，有投身于制止种族隔离的，有帮助失业者找工作的，也有帮助贫困者申请救济金的。SDS的这些做法一方面反映了它在《休伦港宣言》中的“参与民主”精神，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它的一个政治目的：寻求支持力量，建立权力基础。
    由于二战后的相对富裕，美国社会对SDS的行动未给予多大注意。此外，大多数SDS成员初次从事这类工作，缺乏经验，与穷人相处时沟通困难重重[③d]。再者，贫民区的人对乳臭未干的SDS成员态度冷淡，而宁愿同地方政府官员打交道。因此，鉴于上述原因，SDS虽在ERAP上花了不少精力，但收效甚微。于是，他们在1964年撤出基层社会，返回校园搞新左派运动。
    四 新左派燃起校园烽火--静坐、罢课、游行
    1962年发表的《休伦港宣言》中，SDS把大学作为新左派运动的“根据地”，因为“大学是一个畅所欲言的地方”，有能力来推动全国讨论美国的社会问题[①e]。但是，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实践，到1964年秋季，SDS再也不认为大学是一片“净土”，而更倾向于把大学看作是这个虚伪、骗人、罪恶的世界的一部分--“大学不只是罪恶势力的帮凶，而且是美国统治权力机构的幕僚”[②e]。SDS由此推论，既然大学对美国社会的罪恶负有责任，反对大学实际上就是向罪恶势力挑战；既然大学为统治权贵出谋划策，大闹校园就可以直接震撼美国的统治根基。
    首先受到新左派攻击的是美国著名学府加州伯克利大学，它就是新左派运动史上有名的“自由言论运动”。这件事的导火线是学校当局禁止该校学生组织在校园内的B、T两街交界处的一条狭小地带上从事与校内无关的政治活动，如学生不可在那里从事与政治选举、反对种族主义之类相关的宣传和抗议活动。这道禁令一出即招致学生们的不满和反对。激进分子四出联络，积极活动，很快组织起一支与校方当局相抗衡的力量。他们先是与校方反复谈判，要求修改那条禁令；继而模仿SNCC的斗争方式，占领学校行政大楼，罢课示威游行。在新左派们看来，问题不在于学生是否可以在那块地上搞政治宣传活动，而是学生作为公民是否该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在这种信念支撑下，SDS与校方相争中寸步不让，逼迫后者最后让步。
    “自由言论运动”是美国新左派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③e]。这是因为，运动之初，SDS把自己看成是美国社会制度的受益者，把大学当作主持正义的堡垒。经历了“自由言论运动”之后，SDS觉得大学也是压制、操纵人的地方，那里的学生也是受迫害者。于是，新左派的思想轨迹开始变化：原先，新左派与贫困和种族歧视斗争时是为他人而战；现在，既然学生也受压迫，新左派自然先得解放自己。在这个认识指导下，SDS开始放弃团结、组织基层群众的想法和做法，把新左派运动方向转向学校，企望通过破坏学校这架机器的手段来达到破坏国家这架机器的目的[④e]。校园里大闹革命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学生们先是在校园里静坐罢课，抗议学校的规章制度。接着，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声援黑人的民权运动。后来，随着反越战浪潮在美国国内的掀起，新左派即刻顺应时代潮流，燃起校园的反战烽火。SDS采取的第一个反战行动是于1965年4月17日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示威大游行，参加者近25000人。在这次集会游行上，SDS猛烈地抨击了美国的越战政策，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并不以道德和民主为指导原则，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妇女和儿童投掷化学炸弹”。SDS号召全美学生行动起来，抵制和反对越战[⑤e]。
    SDS的首次行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新左派队伍因此而迅速扩大。华盛顿大游行前，SDS有40个支部，1500名正式成员；大游行后，SDS的支部增加了1倍，会员递增到2000多名。SDS为此而欢欣鼓舞，士气倍增，意欲趁热打铁，把新左派运动推向高潮。1965年5月3日至8日，SDS组织各支部在所在校园里开展题为“全国结束越战周”的活动，以争取更多的学生加入到反战行列。同年9月，SDS进步劳动党和托洛茨基派联合行动，在伯克利成立“越南日委员会”，将美国立即从越南撤军、承认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弹劾约翰逊总统[①f]作为其主要行动纲领。这年10月15日，在“越南日委员会”的倡议下，新左派各方力量在加州东湾地区进行了该州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战示威游行。11月27日，SDS等新左派组织参加了震惊全美的“向华盛顿进军”反战大游行，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反战运动。
    一系列游行示威活动对新左派本身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运动初期，新左派企望通过改良的手段来消除贫困，根绝种族歧视，而没对美国制度提出挑战。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实践，新左派的认识有了提高。他们不再从表面、个别的因素去寻找社会矛盾的根源，而是从美国制度本身中寻求答案。他们也不再孤立地看待越南战争，而是“把它与美国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挖掘它们的内在联系[②f]。对那时的新左派来说，要在美国取得真正的民主与自由，修理、改进美国这架机器已属徒劳，新左派需要的是以更激进的行动去破坏、甚至砸碎这架机器。
    五 新左派走上街头激战--骚乱、搏斗、爆炸
    如何砸碎美国国家机器呢？
    新左派的回答是抵抗加暴力。新左派的首次抵抗是围绕政府征兵而展开的。因为美国政府发现越战兵力不足时，要求适龄青年参加考试，然后根据考试成绩决定是否该马上应征入伍。政府的这一决定在学生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1966年8月，SDS召开全国委员会会议，发表声明，抗议政府的大规模征兵活动，号召全国学生联合起来，抵抗美国政府的征兵制。会后，SDS领导人兵分几路，串联于各所名牌大学，组织抵抗力量，鼓励地方SDS支部破坏政府的征兵工作。
    SDS反征兵活动是新左派日益走向激进的一个重要步骤。60年代初，新左派反对战争、呼吁和平具有较浓的个人理想主义色彩；60年代中期，新左派的反战充满理性主义味道。SDS在1966年底发表的一份反征兵决议中明确地表述了这种思想变化。决议说，征兵实际上是“与美国的经济制度和外交政策息息相关的”，“越南战争是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因而，反对去越南当兵意味着反对美国的内外政策，意味着“抗议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③f]。在这种思想指导下，SDS各支部迅速在一些著名大学掀起征兵抵制活动，如纽约市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旧金山大学等相继出现设置障碍，阻挠军官招募工作的活动，有的学校还不时爆发学生与警察冲突的事件。1967年10月，新左派在加州海湾地区的“制止征兵周”活动与当地警察发生交战，一时间，瓦片、石块上下飞扬，催泪弹硝烟四处弥漫。新左派兴奋地把这场交战描绘成“巴士底狱造反般的日子”[④f]。在这一事件的鼓舞下，威斯康星大学的SDS举行大罢课，与警察频频展开巷战。纽约布鲁克林学校的新左派在当地海空特种队征兵战筑起警戒线，不让应征者靠近它。散居于其他30几座城市里的SDS支部也先后开展了形式各异的抵制征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