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年金的初具规模
    扮演企业年金职能的工人储蓄从1932年立法，经过1936年实业部限期催促，到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到达了顶峰。1937年吴至信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现实。该调查是为了摸清全国的“惠工事业”，其自1937年3月10日开始，至同年6月30日结束，行经10省，覆盖了长江以北各实业区。总共调查了5条铁路线、9家矿场和35家工厂。在调查范围上“除在北平与太原因方便而兼及者外，大抵限于（1）规模较大而历史较久，或（2）惠工事业办理最著成绩之厂矿为限”。
    从其调查的结果分析，在全部的49个企业样本中有26家，即占到样本总数53%的企业针对工人设立了强制储蓄方式的企业年金计划。这些企业所覆盖的工人数占到了全体工人的54%，总数达到97071人。由于该调查是重点样本调查数据结果偏高，所以全国的企业年金设立平均水平一定会低于50%的比例。注意到这个调查中北京和太原是由于方便而兼顾，所以他们具有一定的随机性。这两个随机样本的强制储蓄方式的企业年金设立状况如下：北京只有一家企业设立了强制储蓄的企业年金计划，占到总调查企业数的25%，共有195名员工参加了企业年金计划，占到总调查工人人数的16%。太原共调查了8家企业，其中有5家企业设立了强制储蓄的企业年金计划，涉及的工人人数达到所调查工人总数的25%。因此，从单个随机样本看，只有太原市的企业设立年金计划的比例数略高于总调查50%的结果，北京市的企业年金设立比例以及两地加入强制储蓄的工人比例都远远低于50%。
    由于吴至信的调查没有包括最早设立企业年金的海关、邮政、近代银行等等机构，因此全国层面上强制储蓄方式的企业年金数量一定会多于调查的结果——97071人。企业年金计划的职工覆盖水平估计会低于50%。最后，基于各个行业的管理水平和盈利状况，各个行业之间的企业年金计划一定存在行业性的差异。
    企业年金的保障能力
    企业年金计划到底有多高的保障能力呢？企业的档案能给我们一些启示。近代中华邮政因为在南京政府时期收为国有，因此至今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保留有较为全面的资料。
    根据1929年南京政府重新修订后颁布的《邮政养老抚恤金支给章程》可知，企业由邮政收入项下提出等于全体员工薪水百分之七之款和每年由邮政盈余项下提拨十分之一之款列入此账为收入，其后，在1933年又改为提取全体员工薪水的百分之五。章程规定邮政员工退休时、因处理公务致死亡者、因处理公务受伤致成残废者、在职死亡者、因病休致者、被裁退者都能拿到相应的养老抚恤金。其中因公死亡、伤残或在职死亡还能拿到养老之外的抚恤金。养老金的标准约为在职服务一年即发放一个月的薪水。
    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相关档案共记载了七年半，从1930年到1937年6月。在这七年半中，发放记录描绘了邮政员工面临各种风险人数和得到补偿的具体图景。首先，在这段时间内，面临死亡风险即病故的员工人数达到了2065人，平均每人得到了922元的抚恤金，这笔抚恤金是由两部分组成，即和服务年限挂钩的养老金以及死亡的乙种抚恤金。其次，面临失业的风险即被裁退的员工人数达到了1661人，他们平均得到了650元的养老金。再次，面临退休后的养老风险的员工人数为626人，平均每人2539元；面临因病休致的养老风险的员工人数为620人，平均每人995元。最后：就是因公伤亡和辞退。因公伤亡，可以在得到与工作年限挂钩的养老金外另外得到一笔甲种抚恤金。在七年中共有169人拿到了因公伤亡的养老金和甲种抚恤金，平均698元。同时共有13人被辞退，平均拿到了3080元的养老金。总体看来，在这七年半中总共有5154人拿到了养老抚恤金。平均每年有687人得到养老抚恤金的帮助。根据1933年劳动年鉴记载的邮政员工人数——26000人可知，平均每年大约有2.6%的员工得到了帮助。
    企业年金的通胀大敌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社会相对稳定，为保障发展提供了土壤。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战争对经济破坏极大，与战争同时而来的是快速的通货膨胀。对以强制储蓄为基础的近代企业年金计划来说，快速的通货膨胀是其致命因素。
    其时，上海市政府为了洞察物价变化对工人生活的影响从1926年就开始编制上海市工人生活费指数，相当于工人的CPI。该数据在1926年和1937年的十年中相当稳定，在以1926年为基期的数据中，这12年的数据值分别是100、101.09、93.21、101.98、116.79、113.82、108.05、97.17、97.17、97.35、98.72、105.04、108.88（前半年），大致在100上下，波动幅度在百分之十以内。但1937年之后，该指数迅速上升。上海市工人生活费指数取1936年为基年，即当年生活费指数为100，1937年指数为119，1938年指数为155，1939年指数为203，1940年则达到了430。在急速的通胀下，以储蓄为特征的积累制年金计划就难以再生存。
    通货膨胀侵蚀了年金计划的实际保障能力，如上海协大祥绸布店的“职工储蓄”，在1937年底的结存数是45800余元，当时的米价是14.8元，到1942年，伪储备票发行时，米价已涨到404.3元。因此已经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企业要么停止并发还了储金，要么改变了储蓄办法，总之以往具有企业年金性质的强制储蓄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协大祥绸布店在急速通胀下，开始允许职工自由提用储金，即标志着企业年金计划的结束。又如金星笔厂每月扣工资10%，厂方另贴10%，十年本利归还的职工储蓄，因“币值贬落，旋即发还停办”。 即使是不需要员工供款的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储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也停止了，其后虽在1945年10月1日在青岛和上海“应员工的要求”予以恢复，但储蓄时间变为13个月，随后12个月，再后来缩短到3个月。
    近代中国企业年金的建设尝试最终止步于通货膨胀的威胁。虽然，企业年金在新中国建立后随着企业的国有化而不复存在，但无法否认的是，从近代自发产生的过程分析企业对自己职工设立年金计划是具有其合理性的。今天雇主为职工设立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是有其历史支撑的，也将更好地构建当代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刘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