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的祭祖，既是宗族中的大事，又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一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祭祖之制，正处在中国古代社会祭祖制度的转折期，它上承汉代墓祀之制，下启宋明祭祖活动的民间化。深入研究其演化轨迹，对于把握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的实质，具有重要意义。
    一、厚葬的转变与墓祀的式微
    汉代民间的祭祖方式主要是墓祀，它包括两大基本内容：一是墓前祭祀，即洒扫、祭酹、植树、筑祠、立碑等活动；二是墓内祭祀，即墓内祭祀空间的开拓和祭奠。这是一种盛行于汉代的独具特色的祭祖形式。
    墓祀之盛行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它与这一时代的厚葬之风互为表里。墓祀之盛既是厚葬的重要体现，又是厚葬之风的重要动因；而厚葬之风既助长着墓祀的盛行，又延伸着墓祀的功能与价值。就其发展而言，墓祀与厚葬的去路也是完全一致的，都是成于斯、败于斯。就墓祀而言，它所引起的一系列墓前设施及祭仪葬式，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民众所能承受的能力。如《后汉书·崔骃附崔寔传》载，崔氏家族因竭力建坟茔、修碑祠而倾其所有，导致家业败落，贫困如洗。其传曰：
    寔父卒，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因贫困，以酤酿贩鬻为业。……(寔)建宁中病卒，家徒四壁立，无从殡殓。又如《许安国祠堂题记》所记祠主许安国仅为掾属秩百石，官小位卑，其卒后，父母及三个弟弟“以其余财，造立此堂”，“作治连月，功扶无亟，贾钱二万七千”，而且修得比较讲究。①以许安国的家境，耗资二万七千钱，历经数月修造此祠，可能要倾其所有，甚至部分资金要举贷大家。即便是中家的经济条件，也往往要倾囊而出。如《汉从事武梁碑》碑文就记道：
    孝子孝孙躬修子道，竭家所有，选择名石南山之阳，擢取妙好色无斑黄，前设坛墠，后建祠堂，良匠卫改，雕文刻画，罗列成行，摅骋技巧，逶迤有章。②当时人对修筑祠堂之重视可见一斑。所以，当时民间“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③；“人力单于郦墓，玩好穷于粪土，技巧费于窀穸”④，不惜“发屋卖业”⑤，倾家荡产。王符《潜夫论·浮侈》对此也抨击道：
    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糜。主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麋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
    这样，盛极一时的汉代墓祀必然会走向其反面。
    东汉末年，政局动荡，战乱不息，经济凋敝，流民无数，使民间社会的厚葬之风难以为继。至曹操时代，为恢复经济、兼并诸侯，力倡俭约。建安二十三年(218)，曹操更是一反汉代的寝陵制度，提出对自己的陵墓“不封不树”：“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⑥此后，他又进一步强调其西原高陵“禁立碑”⑦，反对厚葬。《晋书·礼志中》载：
    魏武以礼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豫自制送终衣服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
    当然，曹操死后实际上还是遵循的汉制。这从后来魏文帝时“亲祠谯陵”和将“先帝高陵殿皆毁坏”之举及曹操遗嘱家人“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之语可以看出。只是受财力限制，规模不及两汉诸帝陵而已。尽管如此，也是开了魏晋薄葬的先河。
    魏文帝时，继续提倡薄葬，并将两汉时期的陵寝制度予以废除。黄初三年(222)诏曰：
    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葬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⑧东汉以来的上陵礼遂被革除。魏文帝在营建自己的寿陵时，又进一步规定：
    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⑨
    这样，魏文帝以“古不墓祭”为借口，将曹操陵墓上的陵殿及其设施全部毁掉，把祭祀活动都安排在宗庙进行，还力主自己死后薄葬。陵寝制度由是衰微，“自后园邑寝殿遂绝……终于魏世”⑩。而且，曹魏帝陵墓前设施一律不置，诸如寝殿、便殿、园省甚至墓表、碑碣，一概取消；墓圹多依山傍水而建；而且规定不得墓祭。另外曹魏时期的上陵活动亦十分稀疏，仅有的一次上陵还发生了司马氏诛曹爽的高平陵事变，此后更无上陵之制。故沈约说：“自后至今，陵寝遂绝。”(11)有的学者对此总结道：“三国时期，秦汉盛行数百年的礼仪繁缛，建筑豪华奢侈的陵寝制度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地面‘不封不树’，地下‘敛以时服’，随葬瓦器的薄葬制度。”(12)
    曹操父子的薄葬主张和行为对当时的社会上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东汉以来的厚葬之风无疑是有力的否定和约束。从此，厚葬之风锐减。
    晋代承袭曹魏遗风。《晋书·礼志中》载：晋宣帝“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终制》，敛以时服，不设明器”；“景帝崩，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到东晋时，又依然如此：“江左初，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明帝、成帝等即是如此。在统治者的倡导下，上下皆以薄葬为尚，并逐渐成为社会风气。如东晋桓温的坟墓则“平坟不为封域”(13)；另外像颜含、庾冰、孔愉、杜夷等死后均行薄葬之礼。南北朝时期同魏晋一脉相承，薄葬风气依然。著名者如刘宋时王微，南齐张荣，梁人顾宪之、王敬胤、刘杳、刘歊等，他们不但身体力行，而且还著书立说，遗命后代薄葬。(14)
    另外，自魏文帝废除上陵制度后，后代基本上沿袭了这种做法。如晋宣帝遗诏“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15)。这样，从此直到南北朝时期，除个别皇帝进行过此类活动外，谒陵制度一直废而不用，陵园设施也自然不置。《通典》卷五二《礼十二·沿革十二》“上陵”条载唐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云：
    自魏三祖以下，不于陵寝致祭。……至于江左，亦不崇园寝。及宋、齐、梁、陈，其祭无闻。
    在皇室废除寝陵及谒陵制度的同时，也废除了王公大臣及民间在墓前列置石刻的制度。西晋以来诸朝均承魏制，如西晋即明文规定：“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表、石兽。”(16)十六国石勒时期又进一步下令：“禁州郡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17)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官员、儒者，也在乡间不懈地做这方面的工作。譬如，《北史·苏琼传》言其“每年春，总集大儒卫凯隆、田元凤等讲于郡学……禁断淫祠，婚姻丧葬，皆教令俭而衷礼”。一些士大夫、官员也教令子孙从简而葬，不得修筑墓前设施。如《晋书·皇甫谧传》载皇甫谧著《笃终》云：
    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唅之物，一皆绝之。又如《南史·顾宪之传》载其临死前诫子孙曰：
    ……不须常施灵筵，可止设香灯，使致哀者有凭耳。朔望祥忌，可权安小床，暂施几席，唯下素馔，勿用牲牢。蒸尝之祠，贵贱罔替，备物难办，多至疎怠。祠先自有旧典，不可有阙，自吾已下，止用蔬食时果，勿同于上世，示令子孙四时不忘其亲耳。
    士大夫这种不修筑墓前设施的行为，对民间社会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在这种氛围下，汉代曾经盛行一时的墓前建祠、树碑、立石人兽等习俗受到了空前的遏制。检魏晋南北朝诸史，虽然也有修筑墓祠、碑、兽的事例，但规模与数量远不及汉代。要么是个别人想借机沽名钓誉之为。如《宋书·孝义·郭原平传》记其“父丧既终，自起两间小屋，以为祠堂。每至节岁蒸尝，于此数日中，哀思，绝饮粥”。要么是皇帝所赐或是少数世家豪族所为。如《南史·吴明彻传》载：“秦郡降，宣帝以明彻旧邑，诏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仪甚盛，乡里荣之。”又，《北史·司马裔传》载，裔为司马休之曾孙，其死后，“诏为起祠堂焉”。再如，《南史·齐宣孝陈皇后传》载：“后尝归宁，遇家奉祠，尔日隐晦失晓，举家狼狈共营祭食。”也有一些是民间百姓出于对某个官员的爱戴、怀念所立。如《北史·张华原传》载：“(张华原)卒官，州人大小莫不号慕，为树碑立祠，四时祭焉。”实际上，这类祠堂已脱离了汉代宗族墓祠的本意。
    随着法律对墓前建祠堂的禁止，墓祀之风也告衰歇。这一时期，南北诸史中虽有一些墓侧居丧的记载，但率族墓祭的事例已较为少见，民间一些人甚至根本不去墓前祭拜。如《北史·孝行·吴悉达传》载：
    (悉达)昆弟同居四十余载，闺门和睦……刺史以悉达兄弟行著乡里，板赠悉达父勃海太守。悉达后欲改葬，亡失坟墓，推寻弗获。号哭之声，昼夜不止，叫诉神祇。忽于悉达足下地陷，得父铭记，因迁葬曾祖已下三世九丧。倾尽资业，不假于人，哀感毁悴，有过初丧。
    从以上悉达欲迁族墓却找不到墓地所在之事，说明民间百姓对墓祭的忽视。需要说明的是，在汉代繁缛的墓祭衰歇的同时，前往先人坟茔扫墓、谒墓之俗渐渐流行。如《魏书·高阳王传》载：“任事之官，吉凶请假，定省扫拜，动历十旬。”《北史·来护儿传》载来护儿富贵后，“谒先人墓，宴乡里父老”；樊子盖也“谒坟墓，宴故老”。(18)这一点被隋、唐两朝承袭下来。另外，墓前设施的禁令到南北朝后期也有所恢复，一般在墓前设置一对或多对石兽。学界有人就此指出：
    北魏迁洛以后，迄北齐、北周之世，东汉在墓前树立神道碑、石人、石兽以及兴建高大坟冢，布置家族墓地的做法又渐渐恢复发展起来，磁县北朝墓群中就多次发现墓前石刻，如石人、石羊、石虎等等，尤其是这次司马兴龙墓前石羊的发现，更证明东魏北齐之世墓前神道石刻正处在恢复发展时期。(19)但是，宗族祠堂直到宋代才真正得以复兴，然已大不同于汉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