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佛教忏悔：女性声音的失语
    在佛教中，忏悔主要用于消除个人过去无始劫以前到现在身口意所作下的种种业障，“远离十恶，修行十善”[22]337下，避免沉沦苦海。从敦煌礼忏文看，最早有年代信息的礼忏文是大统十七年(551)，即西魏文帝时期。其中10世纪的礼忏文特别多，正是晚唐五代时期。[23]可见从南北朝后期至有唐一代，佛教之忏法都非常盛行。众多忏法中以“梁皇宝忏”最为流行，又称为《慈悲道场忏法》。这部忏法的目的是“欲守护三宝，令魔隐蔽。摧伏自大增上慢者。未种善根者，今当令种。已种善根者，今令增长。若计有所得住诸见者，皆悉令发舍离之心”[24]922下。《梁皇宝忏》集众经文之大成，所引有《决定毗尼经》、《分别功德经》、《观药王药上菩萨经》等。
    南北朝时期佛教忏法的盛行影响了虐婢故事的形成，以《金荆》[16]912，卷129为例。后魏末年，嵩阳杜昌的妻子柳氏嫉妒婢女歌喉动听，将她的舌头割掉，自己的舌头眼看也要溃烂。柳氏柳氏凭着为期七天的“顶礼求哀”使得禅师发出咒语，使得蛇从口出，免遭烂舌报应。整个故事讲述了两个结局不同的虐婢事件：
    柳氏嫉恨--婢女失去双指--柳氏失去双指
    柳氏嫉恨--婢女失去舌头--柳氏向禅师忏悔--禅师念咒语--柳氏吐蛇--柳氏免失舌头
    佛教忏罪有两种形式：其一为事忏，其二为理忏。唐宗密在《圆觉经修证仪》第十六卷中对事忏和理忏两者做了区分：
    夫忏悔者，非惟灭恶生善，而乃翻染为净，去妄归真--故不但事忏，须靠理忏；事忏除罪，理忏除疑。然欲忏时，必先于事忏门中，披肝露胆，决见极应之义，如指掌中，悚惧恐惶，战灼流汗；口陈罪状，心彻罪根。根拔苗枯，全成善性，然后理忏，以契真源。[25]496下
    柳氏所做应是事忏。这则虐婢故事中还刻意强调了咒语的灵验：“禅师大张口咒之，有二蛇从口出，一尺以上，急咒之，遂落地，舌亦平复。”在佛教之忏罪仪式中，咒语确实具有不可思议的极大威力。《梁皇宝忏》中多次出现“主善罚恶、守护持咒”的语段，并有“赞佛咒愿”，也本为拯救妒妇所作，⑦或可推断“柳氏顶礼求哀，经七日”所做的应该是梁皇宝忏，其后罪得消除。爱德华(Mark Edward Lewis)认为，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状态发生了改变。尽管汉译佛经的工作始于东汉，然而只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译佛经才达到了形而上学的高度，被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认可。部分上层贵族扩大了与僧人的交往，甚至出家研习佛教之智慧与辩才学。[26]204南北朝时期至有唐一代，普罗大众已经将佛教忏悔和诵念经咒作为为自己、家人乃至死去的祖先寻求福祉与阴德的重要途径。[26]188这些虐婢故事也佐证了爱德华的观点，显示在南北朝时期咒语和忏悔被认为具有灭罪功能而为信众所接受。与此同时，报应的绝对性和必然性被削弱。在《金荆》中，婢女失去舌头，彰显报应的烂舌之疾也被佛教之忏悔仪式和咒语所消解，折射出女性声音在社会环境的包裹下事实上处于“失语”的境地。
    有唐一代，佛教忏悔仪式逐渐完备，佛教各宗派也各出忏法，可谓百花齐放。净源简明扼要描述了汉以来忏法的发展流程：“汉魏以来，崇兹忏法，未闻有其人者，实以教源初流，经论未备。西晋弥天(道安)法师，尝着四时礼文；观其严供五悔之辞，尊经尚义，多摭其要。故天下学者，悦而习焉。陈、隋之际，天台智者撰《法华忏法》、《光明》、《百录》，具彰逆顺十心。规式颇详，而盛行乎江左矣”。[27]512下入唐以后，忏法逐渐从自我修行转向了追荐亡人，其目的也从“忏悔清修、远离尘垢”的自证自修转向为逝去的先人忏悔，帮助先人脱离轮回之苦的“助他”、“觉他”形式。因此唐代逐渐出现以追荐亡者为目的的寺院，唐后期更出现了为先人做长期礼忏追荐、公私忏院并起的现象。这些寺院多数以“忏”命名，如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80)吴兴郡乌程县惠觉寺所建“观音忏院”[28]4749下－4750上，卷5。唐代虐婢故事中施虐者多数提出为婢女亡魂“铸造经像”等佛教功德，也是社会风气使然。
    然虽有唐一代佛教之忏法日盛，虐婢故事却背道而驰，对佛教的忏悔仪式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在《马全节婢》中，无论马全节向亡婢许诺“与尔钱财”还是“为尔造像书经”，婢女都漠然视之，执意索命，表明佛教忏罪功德的无力。《胡亮妾》[16]915－916，卷129故事再次强调了这种态度。⑧唐代广州化蒙县丞胡亮的妻子贺氏趁着胡亮外出时将小妾“烧钉烙其双目，妾遂自缢死。后贺氏有娠。产一蛇两目无睛”。贺氏向禅师求问缘故。禅师明确道出此蛇乃是被烙伤的女妇转世，只要“好养此蛇”，则可以免受灾祸。但胡亮无意看到这条蛇后非常惊异，立即“以刀斫杀之”。报应马上临到，贺氏“两目俱枯，不复见物”。整个叙事结构可以表现为：
    主妇嫉妾--烙妾双目--主妇有孕--蛇无双目--禅师点名原因--主妇养蛇--男主人斩蛇--主妇失去双目
    蛇的出生很大程度上呼应了佛教的六道轮回理念。禅师点破缘由使得这个故事中的佛教色彩非常浓厚。但从故事的结局来看，贺氏双目从此不再复见，也充分说明贺氏虐妇的报应并未撤销，甚至连受报应的程度也并未因贺氏悉心照料蛇两年而有所减轻。若将蛇这一中介从故事中取走，可以发现这篇故事仍旧遵循了整齐的倒影结构构思，再次维护报应的对等原则--“虽有延迟，却分毫不差”：
    主妇嫉恨--妾失双目--主妇有孕--主妇失双目--主妇懊悔⑨
    如此这般是否可以视为入唐以后女性的声音较之南北朝时期更加富有独立性呢？唐代虐婢故事主要集中于初唐与中唐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佛教的发展也多次经历了起伏。开元年间对民间层面的佛教就进行了极重的打击。开元二年(714年)，玄宗禁创建佛寺，并敕百官家毋得与僧尼道士往还，还颁布《断书经及铸佛敕》，禁民间铸像写经。[29]539，卷113开元三年(715)玄宗下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并拆除之，功德移入近寺，堂大者皆令封闭，公私望风，凡大屋大像亦被残毁”[30]674上，卷40。唐中期朝廷在民间层面上对佛教的大肆打击，让我们不难理解这些虐婢故事中何以会出现对佛教之忏悔、造经像等荐亡活动嗤之以鼻的态度，因这些虐婢故事本来就来自于民间，至中唐已经是士大夫们“征其异说”，于“方舟沿流，昼宴夜话”[31]44时的谈资了。因此，唐代虐婢故事对于佛教忏悔仪式之否定，或许更多地体现出外部处境对于女性声音的影响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