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68年王政复古到1889年宪法颁布，或再稍延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21年或27年时期，是近代日本国家草创、建立阶段。以1881年的所谓“明治14年政变”为界，此阶段似又可分为不同的立国理念同时登场彼此纠葛的前半段，和不同的立国理念相互调和付诸实践的后半段。本文拟将阐论的前半段，问题可谓多多，而其间最应引人注目而恰恰被忽略或轻视的问题是：人称“维新三杰”的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三人的政治合作，在1871年废藩置县完成后，嘎然而止，分道扬镳。在德川幕府及其幕、藩体制被推翻后，应当怎样来建设近代国家因而应当确定怎样的立国理念？西乡隆盛及桐野利秋等人持在文化上与西方列强相对抗，在实践上欲向朝野和中国清朝扩张的“海外雄飞”主义；木户孝允和井上馨持为将“五条誓文”的公议舆论精神具体化并升格为宪法应自上而下地制定国家大法的“民主主义”；大久保利通和大隈重信持“外扩”为次“内治”优先在国家控制下殖产兴业的“工业化主义”。当此三种政治理念皆极欲在国家的立国政策上优先反映因而相互冲突时，政治上的分裂便是不可避免的。所谓“明治6年政变”的结果，西乡隆盛一伙退出了政府，并摆开了一付与政府军事对决的“玉碎”态势，而木户孝允也因政见相左于翌年辞去参议职，在宫内省提当了一个不痛不痒的职位。唯有大久保乘势执掌了权力中枢地位，推行代表自己立国理念的政策。三角对峙又都拒绝让步，意味着后发性近代国家在其草创时期必要的绝对权威的丧失。对此三种立国理念及其冲突过程的分析，并尝试性地提出一种对日本近代史的新的解释或理解的方法，是本文不揣深浅自负的使命。期望得到诸方同行的批评指正。
    一
    1871年废藩置县完成后，明治政府一手把持了全国的兵马和租税大权，实现了集政、军、财三权于一身的维新目标。但接踵而至的问题亦是显而易见的：既然将本属各藩的军事力集结于中央，那就必须在西力东扩的国际局势面前建立强大军队以实现国防安定；既然强收各藩的年贡征收权于中央，但如果经济建设一无进展，民众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新政府的权威肯定将受到巨大怀疑；既然明治政府以空前规模掌握了国家权力，形成了史无前例的中央集权，怎样才能合理地处理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预防集权者一步迈向专制者，就必须将“五条誓文”的精神具体化、法律化。简言之，“强兵”、“富国”和“公议舆论”，不仅是废藩后明治政府面对的三大课题，而且亦是近代日本长期面对的问题。
    在通常情形下，此三大立国理念无论怎样看都是堂堂正正的。在普通通史或教科书中（无论在日本还是在我国或其他国家），都将其弄巧似地归纳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肯定性地作了正面阐述。殊不知在一个初发展的国度中，“富国”与“强兵”之间本来就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更何况这种表述三者之间同义反复处甚多。事实上，有如前述，三种立国理念由“维新三杰”各自偏执一端，各不相让。一端强调民族主义，要求征韩征台，不惜与清朝开战；一端主唱“公议政体”、“立宪政治”，甚至公开要求天皇承诺颁布宪法；又一端则注重实权实利，以大藏、工部、内务三省为据点，动用政府力量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由于三方同时认定自己所执理念对国家发展至为紧要，并不惜诉诸于政治分裂，所以在普通著作中正是明治政府颁行“三大政策”，并“高瞻远瞩”地为日后日本的“崛起”与“腾飞”奠定基础的1873年，实际上却是明治政府面临重大危机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
    “危机”的引发起始于政府颁征兵令。山县有明、川村纯义和西乡从道等陆海军首脑，设想通过征兵制募集对外战争的预备军，应付来自海外的意外，遂联名向太政官上书道：“所谓预备兵并不常在团队中，乃平时放归家中，有事之日再行调发差遣者。欧洲各国皆有此兵，而以普鲁士最众，全国男子皆知军事。其近岁与法兰西交兵大胜之，盖因预备之力居多也”。[1]将普法战争中普方获胜的原因归结为“强兵”， 其用心在发动对外战争已昭然若揭，同西乡流的意图也大体吻合。
    由于征兵制以广大农民为对象，所以此前一贯认为军役与已无关的农民，以为一旦被征即会被派往海外而纷起反对。家庭亲属数十人哭哭泣泣为被征者送行者有之，而关西一带更以起义暴动反抗者（血税一揆）有之。以至于有些县竟贴出与山县等三人建议大相径庭的告谕：“有人猜测入队即会被送往外国，或用之于征伐朝鲜台湾。应知道此次征兵乃非常之预备兵，与今日镇台兵营之兵队并无差异”[2]， 用以安抚民心。
    但是，因废藩置县、地税改革和秩禄处分失去封建特权面临“失业”的士族，却以为有用武之机到来，既然农民害怕被征，就联名向左院提出以士族充兵的建议书。他们写道：“以皇国人民而概论，除华、士两族之外，毕竟崇尚气节知晓廉耻者甚少，文盲不学而不知爱国之为何物，”[3]主张“爱国”只是知书达礼的士族的“专卖特权”。1874年爱垦县某士族向太政大臣上书，提出在国家多事之秋，要“以一胜而去外患”，而“胜任士兵者唯士族耳。”[4]因此应当说，围绕着征兵令，在征韩征台论的背后，存在着仅靠秩禄处分的赎买能否彻底妥善处理士族问题这种重大的政治难题。
    就山县的本意来说，实行征兵制主要是出于军事政策的考虑，但其强兵的想法毕竟与西乡流不谋而合。对于参与打倒幕府的戊辰战争的广大士族来说，幕府倒台之后立即将对欧美的“攘夷论”，转变为“东洋盟主论”并付诸实践，是明治维新的本来目的。1872年熊本镇台司令长官桐野利秋和鹿儿岛分营长官桦山资纪就提出报复琉球漂泊民被杀事件出兵台湾。北海道开拓长官黑田清隆也力主出兵桦太，并向因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而成为留守政府的最高实权者西乡隆盛施加压力，说出兵台湾本来就是“讨幕之根本，御一新之基石”。若不断行，讨幕不就成了“闹着玩儿的讨幕。”[5] 正因为西乡一派将征韩征台作为维新的目的来看待，若不实行，性命攸关的讨幕战争将同儿戏一般索然无味，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油然而生，所以才会在强兵和“海外雄飞”论被否定后，便愤然归回鹿儿岛。
    更有甚者，当大久保为处理出兵台湾善后事务亲赴中国与清朝廷交涉时，川村纯义和黑田清隆又上书大政大臣三条实美，提出①请求天皇亲授西乡为陆海军大元帅；②立即同清朝开战以决定“东洋之盟主”；③用10艘军舰20艘商船（作运输用）即可击破清朝海军；④甚至可以请求天皇亲任“征夷大将军”。[6]川村和黑田的意图是，唯有向清朝开战才能抚平士族的不满，弥平政府内部的分裂，实现“举国一致”的强兵扩张体制，以完成“维新的目的”。而当政府认为立即对清开战属于“荒唐无稽”而未置可否失去下文后，聚集在鹿儿岛的士族便义无反顾地使事态向着即使集权在握的政府也无胸算的国内战争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