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中期美国对越南的军事与外交渗透，是指美国对这一地区直接、主动的战略性进攻态势。其渗透目标在于取代法国对印支濒临崩溃的殖民统治，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发展。其渗透方式则突出表现为以国际联合行动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为此，在处理奠边府战役、日内瓦会议和越南大选这些重大事件上，美国打出反对共产主义与反对殖民主义两面旗帜，玩弄国际主义与孤立行动两种策略，使用军事恐吓和政治讹诈两套手法。其渗透的结果是把美国的安全利益拓展到东南亚，为未来发动越南战争埋下了伏笔。
    一
    美国对越南的军事与外交渗透，肇始于奠边府战役期间对介入印支战争行为方式的重新选择，即改变以往印支战争中提供军援，支持法国重返印支的间接参与方式，确立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合行动计划，取法国在印支的地位。
    在1946-1953年为时7年的印支战争中，法国一再声称其战争的反共性质，得到美国的支持与援助，但战事并不乐观。1953年11月，法国发动奠边府战役，旨在夺取越北战场主动权，然而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直接帮助下，越南人民军攻势不减，奠边府形势日趋恶化。为此，次年3月，法国又向美方提出增加空中战略援助的请求，但此举不但没能得到美国政府的有力支持，反而引发政府及军方对其原有的援法政策的重新评估，并导致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联合行动政策的出台。
    美国在印支战争问题上的政策变化，首先缘于其对越南战略地位认识的变化。朝鲜战争期间，着眼于牵制中国实力，美国加强了对法国的军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美国把遏制中国的重点转向东南亚。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伊始，便强调印度支那“在外交决策中有头等重要的优先权，在某种程度上其重要性要高于朝鲜，因为那里丢失的影响不是地区性的，将波及亚洲和欧洲。”[①]次年，美国政府推出“多米诺骨牌”理论，进一步指出：“如果印度支那陷落了，不仅是泰国，而且缅甸和马来西亚也将受到威胁，同时也增加了东巴基斯坦、南亚以及整个印度尼西亚的危险。”[②]因此，美国政府认为“共产党对整个东南亚的统治将在短期内严重危及，在长期内致命危及美国的安全利益。”[③]越南在美国远东战略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左右美国印支政策的因素决非仅限于此，对印支战争期间法美合作的反思也同样牵制着美国决策层。据美国参议院公布的数字，“从1950年6月至1954年5月，美国为印度支那战争提供约36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相当于法国全部印支战争费用的80%。”[④]但战场形势并不好，7年战事，法国“伤亡近15万人，消耗50亿美元后，只控制了红河三角洲、湄公河三角洲、越南中部的一块地区以及一些城市，越南的大部分国土已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所控制。”[⑤]美国把这归因于法国仍维持着一场“旧殖民主义战争”，认为“要使普通越南农民认识到统治越南人将近80年的法国人是在为自由的事业而战，而属于本民族血统的越盟却是在为奴役而战，几乎是不可能的。”[⑥]在军事战略上，美国强调要把印支战争由“家庭争吵”扩大为“国际行动”。然而，美国的主张遭到法国明确反对，总统奥里奥尔称：“他们（指美国）给我们用于印支的援助是有限的，不过是使他们显得没有抛弃我们而已，但实际上，他们的做法是要使我们追随他们（使南越）完全独立。”[⑦]一些法国官员“甚至怀疑美国真实目的不在于帮助他们，而是在政治和经济上排挤法国。”[⑧]故在不断向美国提出增加援助的同时，法国坚持不让美国军事顾问参与法军指挥机构工作及取得军事指挥权，对美国种种指责也置若罔闻，因而法美在印支军事行动上时有分歧，并迫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另有所思。
    艾森豪威尔军事及外交战略“新面貌”的出现，为美国印支政策变更提供了新的政策依据。“新面貌”把核威慑战略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大规模报复”的核打击思想。为配合这一战略，美国在外交上提倡战略包围网和所谓“战争边缘”政策，依据前者建立反共军事和政治同盟，利用后者争夺处于中间地带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核威慑、军事同盟、心理战、秘密特工活动，以及谈判”构成新面貌的5个要点[⑨]。在印支问题上，美国公开扬言投入战略空军甚至原子弹进行战争恐吓的同时，并看重国际联合行动，力图在美国领导下，借助集团力量，通过战争边缘，慑止对方。简言之，新面貌为美国印支新政策的面世增添了新的理论依据。
    这样，作为对法国请求的正式回答，1954年3月29日，杜勒斯发表声明，强调印度支那具有“重大战略价值”，西方世界“不应该消极接受而应联合采取行动。”[⑩]他还在私下里进一步解释道：联合行动要使“所有有关各方面表现出团结和决心”，“这种表现不是支持具体的军事行动，而是进行威慑以防止磐石般的共产党敌人对东南亚的进一步侵略。”[（11）]为使这一政策具体化，美国政府随之确立了军事介入的3个先决条件：必须有其它盟国尤其是英国的支持；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真正”获得独立；法国同意在美军介入时不从战争中撤出其兵力。无疑，联合行动的提出，表明美国要反客为主，从提供军援的间接参与，一变而为直接操纵和战略渗透。
    联合行动体现了美国的战略意图，即加速对越南的军事与外交渗透。这因奠边政府战役而起，但政策设计的着眼点决不拘泥于此，而是放在整个越南问题的解决上。其立足点虽不反对美国军事卷入，但又慑于侵朝战争的教训，对派出地面部队顾虑重重，实际上寄希望于战争边缘的威慑效应，注重寻找一条“既不使我们卷入战争又不丢失领土的途径。”[（12）]这一政策决非法国希望的单纯的军事援助，而是涵盖美国利益在内的集政治、军事、外交于一体的综合性威慑方案。它看似精明，实则有其致命的弱点，即必须有英法的协同配合，甚至牺牲其局部利益，而这恰恰是其盟国所无法接受的。这样，美国也无法以体面方式争取由他领导的联合行动。在此形势下，放弃奠边府成为美国推行新政策的现实的选择。
    为推行联合行动，在奠边府即将陷落之际，面对法国和美国好战分子扩大战争规模的一再呼吁，美国政府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4月下旬，杜勒斯称，“没有军事上或者逻辑上的理由能说明奠边府的陷落会导致法国对印度支那和欧洲防务集团信心的崩溃。”[（13）]艾森豪威尔也拐弯抹角地暗示：“对印支‘整个反共防御的瓦解’不能接受，但基于‘越盟正在取得胜利’，‘你能做到的最好情况是找出互相共处的实际办法。’”[（14）]对奠边府的丢失采取默允态度。通过放弃奠边府，美国一方面把战败责任推向英国，在英法关系上制造裂痕，以法压英。法国政府重申：“如果我们失陷了三角洲地区，……就会在法国极其强烈地爆发一股反结盟的浪潮，因为盟国听任我们垮台，英国人在这种进攻面前肯定会首当其冲。”[（15）]另一方面把放弃奠边府与反殖民主义挂勾，借机树立自己的国际威望。艾森豪威尔煞有介事地强调，“在世界上所有的大国中，美国是唯一有着反殖民主义传统的国家，……美国的道德地位比之东京三角洲，事实上比整个印度支那，都更需要保卫。”[（16）]
    综上所述，围绕着奠边府战役，美国政府不仅出台了直接渗透的新政策构思，且通过放弃奠边府为其新政策推行寻求合适的条件。早在1954年初，杜勒斯就喜忧参半地强调：“我们曾亲眼目睹法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垮台了，一个大问题是：谁该填补法国垮台的真空，特别是在殖民地地区，该是共产主义？还应该是美国？”[（17）]透过奠边府的硝烟，美国的战略意图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