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联合行动计划作为对越南进行军事与外交渗透的重要方式，之所以能被推行，主要是日内瓦会议期间，华盛顿追求双重路线的结果：即会上以孤立行动争取“会后南越大门向反共行为的美国化敞开”的有利局面[（18）]；会下则积极展开外交活动，筹组东南亚条约组织，直接与南越各反共集团打交道。
    1954年4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在苏中英法的坚持下，把解决印支问题纳入会议日程。在阻止无效的情况下，美国对会议采取若即若离的孤立主义方式。一方面，美国以观察员而非正式代表的身份不卷入会议纠纷，但在会外则施以武力恫吓，对会议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在达到目的后，美国又以不卷入的方式，拒绝在日内瓦协定上签字，使协定成为对其行为不构成约束的一纸空文。
    美国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玩弄孤立主义手段，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选择，其目的仍在于配合联合行动政策的贯彻。从其渗透战略考虑，美国坚决反对会议讨论印支问题，尤其是在法国屡战屡败的情形下，他更感到“会议只对共产党国家有利，加强它们在印支的地位，而对西方不会有什么好处。”[（19）]但英法从维护其摇摇欲坠的殖民统治考虑，反对美国过多插手，希望印支出现缓和局面，特别是在奠边府战役之后，英法更是寄希望于政治解决。美国与英法在此问题上的分歧，是冷战开始以后所罕见的。这种分歧既不利于在印支阻止共产主义发展，也有违于杜勒斯所津津乐道的西方团结与联合一致的主张。在此不利形势下美国需要以孤立行动，坚定自己的原则立场，表达对其盟国最低限度的谅解，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显示西方的团结一致。
    此外，采取若即若离的不卷入方式，并不碍于美国的战略渗透。不卷入纠缠不清的外交磨擦，是早期美国在形势不利时的政策选择，也是孤立主义的重要形式。但不卷入并不意味着不利用，尤其在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之时，它更不可能简单地推行有悖于全球霸权的孤立主义。战后新孤立主义的出现，只能被视为其推行全球战略的补充，通过吸纳孤立主义形式最大限度地利用和破坏日内瓦会议，这实质上是美国战略进攻的一种态势。
    借助孤立行动，美国以裁判员而非运动员的角色出现在会议上，一则竭力协助法国在谈判桌上得到最佳筹码，会议期间美国不时发出军事恫吓，甚至撇开英国单独就建立军事集团与法秘密磋商，造成日内瓦会议大有流产之势，为其西方盟国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擂鼓助威。二则通过默允会议讨论印支议题来换取英国在联合行动问题上的让步。在美国恩威并举的压力下，4月30日，英国同意美英两国军事参谋人员会晤，为未来区域性国际组织的组建作准备。到6月下旬，美英签定“七点共同立场”备忘录，协调了在印支问题上的看法，双方还设立一研究小组，筹组东南亚条约组织。三则利用日内瓦协定，排挤法国，加紧渗透。7月21日，印支停战协定在日内瓦签字，协定确定了越南南北分治原则，迫使法国承认印支三国的独立。对此，美国政府在声称“共产主义在日内瓦得到的是‘有限的’”[（20）]，同时明确表示美国“不是日内瓦会议上作出决议的一方，也不受会议决议的约束”[（21）]，为美国在越南自由行动寻找借口。7月23日，杜勒斯发表讲话：“从今以后，重要的不是为过去悲哀，……要抓住时机防止因越北丢失所导致的共产主义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扩张。”[（22）]8月12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NSC5429号文件，宣称“过去美国对法国在印支的援助，意味着最近法国在那里的失败已破坏了美国的威信，并引发‘人们对美国领导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能力的怀疑’，‘美国必须通过在东南亚的主动参与，维护其地位，恢复其威望，那里的形势必须尽可能快地得到稳定，通过逐步的渗透和颠覆，及公开的干预阻止它进一步丢失给共产主义。’”[（23）]
    在利用孤立主义为其联合行动廓清障碍的同时，美国加紧了国际主义行动步伐，积极组建东南亚区域联盟，直接插手对南越领导人的甄别、扶植和利用。
    依靠区域集团，加强反共联合行动，是美国对越南渗透的重要方针。在日内瓦会议召开的同时，艾森豪威尔在给北约盟军司令格伦瑟的信中，就设想“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模式，在东南亚创立一个各国协调组织。”[（24）]4月29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正式提出越南分治后建立“太平洋联盟”的建议，强调“美国今后努力的方向将是组织一个区域性的联盟，取得英国的支持，并迫使法国给与越南独立。”[（25）]6月下旬，美英发表声明，强调双方将加紧进行集体防务计划。7月21日，在拒绝日内瓦协定签字的同时，艾森豪威尔告诉记者，他正派大使去老挝和柬埔寨，“积极进行讨论，以便迅速组织东南亚集体防御。”[（26）]9月，经过一再努力，美国一手炮制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在马尼拉签订，区域组织正式组建。这个由美、英、法，及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八国组成的军事集团，尽管没有将印支三国包括在内，但明确宣布把条约保护范围扩大到老挝、柬埔寨和南越。这样南越就被视为“一个单独的国家”。这不仅破坏了日内瓦协定的有关规定，也“实现了美国把越南南北分治的17度线转变成另一个38度线。”[（27）]杜勒斯宣称，通过这一条约，“美国事实上已经宣布，‘任何对东南亚的入侵都将严重危及我们的和平与安全’，对此，美国将不惜一战。”[（28）]
    在加紧联合行动的同时，美国也开始了对南越政治领导人的甄选，培植亲美的“第三种力量”来“帮助越南民族主义者防止‘共产殖民主义’代替‘法国殖民主义’”[（29）]。但在政策操作之初，美国对法国扶植的保大皇帝仍采取了有限利用的方式，日内瓦会议期间，杜勒斯指示美国代表团“不要另外寻找代理人，要充分利用保大之所能，”[（30）]力图以保大牵制法国。一旦目的达到，美国又以反殖民主义为幌子，强调“对保大的任何依赖都是‘愚蠢和不道德的’”，转向对吴庭艳的扶持[（31）]。
    作为极端的反共斗士，吴庭艳排法亲美的履历得到美国一批政要的亲睐。在日内瓦会议上，美国政府代表便与吴庭艳频繁接触，杜勒斯向吴氏表示：美国要“援助每一地区从事于维护自由事业，反击邪恶的共产主义威胁。”并保证“援助勇敢的越南人民，创造业绩，反击共产主义势力的渗透。”[（32）]美国还向法国施加压力，日内瓦协定签字时，杜勒斯除表示赞成法国完全撤出印支地区外，明确强调“美国直接与这一地区民族主义领袖打交道。”[（33）]8月19日，杜勒斯致函法国总统：“美国军用物资和经济援助将直接交给印度支那联邦成员国，美国军事人员将直接训练南越部队”，[（34）]完全把法国凉在一边，开始了取代法国殖民统治者加紧对越南直接战略渗透的步伐。
    简言之，美国通过日内瓦会议期间的外交努力，联合行动计划得到推行。如美国学者安德森所言：对美国来讲，“日内瓦会议既标志着一场战争的终结，又为另一场冲突和更具破坏力的磨擦撒下了种子。”[（35）]美国佬乐此不疲，对越南的政治走势继续觊觎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