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遏制但不孤立”中国政策提议的出台
    参加参院外委会美国对中国政策听证会的人共14位，他们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鲍大可、哈佛大学东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哈佛大学政治及历史学教授本杰明·施瓦茨、哈佛大学东亚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约翰·M·H·林德贝克、退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将塞缪尔·格里菲思、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摩顿·H·霍尔珀林、密执根大学经济学教授亚历山大·艾克斯坦、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哈罗德·欣顿、哥伦比亚大学政府学副教授唐纳德·扎戈里亚、众议院前议员周以德、华盛顿大学东亚和苏联研究所所长乔治·泰勒、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饶大卫、芝加哥大学政治及历史学教授汉斯·J·摩根索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斯卡拉宾诺。这些人中除周以德、饶大卫和泰勒拥护美国政府当时推行的对华政策、竭力反对政府采取任何对华灵活的政策外，其他11人分别不同程度地批评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并且主张政府放弃“遏制并孤立”中国的政策，代之以“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政策。
    在听证会上第一个作证的是鲍大可，也正是他首先提出了“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想法。他在听证会上说，（中国）共产党“政权不是一种即将消失的现象。……它将继续存在下去。可以预测，未来我们将不得不继续面对这一现实。”[9]“在未来的十年中，如何对待中国将是我们面临的最棘手的对外政策之一。”[10]鲍大可认为，“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全部态度都需要进行基本的改变。在过去几乎17年间，我们推行的一项政策可以最好地描绘成旨在遏制并孤立共产党中国的政策。”[11]他认为，“遏制”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但“孤立”政策是“不明智的”和“不成功的”。[12]鲍大可指出：“现在是我们国家改变其对共产党中国的态度并且采纳一个遏制但不孤立”政策的时候了--尽管美国现已深深地陷入了在越南斗争，……”[13]对于这一新的政策，鲍大可阐述了它的具体内容：应在各方面努力，鼓励非政府间的接触。我们不应对大陆中国进行所有的贸易禁运，而应只对战略品进行禁运，[14]因为我们目前进行禁运的重要性……仅仅是象征性的，因为没有任何其他主要的贸易国家实行这种禁运，而且北京可以从日本、德国、英国或其他地方购买到被我们拒绝卖给他的那些物品……；[15]应鼓励美国商人开辟其他机会进行贸易交往；在联合国应努力接受给共产党中国和民族主义中国（注：指国民党）席位的提案；[16]我们的目的是最终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尽管还需要时间……；[17]
    费正清是第二个作证的。他在发言中同意鲍大可提出的美政府应采取对华灵活政策的建议。他认为，“我们应该在美（对华）政策方面有一个新观点--这就是不孤立中国，而使它有所交往……”[18]“中国应该被包括在所有国际会议之中，如裁军会议，还应包括在专业的和功能性国际协会之中，包括在不仅仅是乒乓球赛的国际体育活动之中，并且被包括在包括我们在内的同每个人的贸易（除战略物资之外的）之中。”[19]他也同意鲍大可关于在联合国接纳大陆中国和台北的提议。但指出，美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时，应“采取一种灵活的态度，并且不应操纵别国，……”[20]
    林德贝克在作证时说，“我们当前对大陆中国禁运的政策并没达到任何主要目的。”[21]“对于对中国施加压力或遏制都没起什么作用。”[22]他认为长期看来，让中国参予国际事务和介入国际上正常的经济关系在政治是会富有收获的。”[23]
    施瓦茨在作证是也同意遏制政策，不同意孤立中国。与此同时他也同意与中国进行贸易（除战略物资外的）往来。[24]
    作为经济学专家的艾克斯坦在听证中着重分析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并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他指出，如果共产党政权会“垮台”的理论不切实际的话，那么就应该接受这种事实，即“共产党中国是一个看上去将会存在一定时期的政治实体，一个社会和一种经济势力。”[25]他认为，美国自1950年以来对中国始终推行着一种“没有改变”的政策，而其实行的“贸易控制”是旨在支持孤立和遏制中国这一目标的。[26]“禁运使我们同盟国分开；使我们同他们发生摩擦，尤其是在我们企图迫使他们执行同我们一致的政策时；使我们的商人无法同中国进行有可能的但是有节制的贸易交往，而现在其他国家却在同中国进行着贸易交往。”[27]
    扎戈里亚在发言中支持鲍大可和费正清关于美国政府应改变对华政策的提议。他认为，没有中国参予，武器控制和裁军问题及亚洲的稳定就无法实现。[28]他还说，他个人认为，“同共产党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好事。”[29]“如果我们想解决在世界和亚洲的许多问题的话，没有我们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对话是不能解决的。我们最终是要进行这种对话，我认为华沙的走廊（注：指中美大使级谈判）不是进行这种重要谈话的地方。”[30]
    欣顿在作证时不同意在外交上承认中国的提议，但他认为，美国的政府在过去几年间已经有幅度地变得温和了。这方面一个很好的迹象便是最近助理国务卿邦迪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放松对护照的控制和对旅游的控制。欣顿认为，“我们的确需要对方（注：指中国）做出些反映。”[31]
    摩根索在听证会上作证时说，“很显然，孤立（中国的）政策完全是一个失败。就接纳中国进入正常的外交、政治和贸易关系而言，正是美国受到了孤立，而不是中国。”[32]他认为，美国放弃孤立中国的政策并不是具有决定性的，在美中关系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是“遏制”问题。美在40、50年代在欧洲对苏联进行军事上的遏制是成功的，“我们一直试图通过在中国周边的军事要塞来遏制中国……这样做可能会在亚洲取得成功。但我认为，对中国实行这一政策是个根本性的错误。”[33]他认为，中国当前的主要威胁是文化和政治上的，而这种威胁如果不能与美国的首要利益相佐的话，便没必要在军事上遏制中国。[34]
    斯卡拉宾诺在发言中也不同意美政府遏制并孤立中国的作法。他指出，通过孤立来进行遏制的这一政策，不仅从国际政治的现实来看是不合适的作法，而且从对中国国家本身的影响看也是很不令人满意的。他很高兴看到美政府已经在对华政策上有所改观，比如他于1959年提出的一些诸如允许美国学者、科学家、记者和一些公民去中国旅游的作法等，政府这方面也有动议。[35]
    以上的发言仅仅批评了美在过去十几年间推行的对华政策。除此之外，由于这些作证人大都是中国问题专家，其中费正清、林德贝克、格里菲思、泰勒、周以德、饶大卫等人都曾一度在中国待过，因此在作证期间，应参院外委会要求，他们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根据自己的专长就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现状、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在联大席位、中苏矛盾、中国经济、中西方历史上的接触、美对华政策的历史及现实、越战和美中关系等相关问题作了解释和分析，使在坐的国会议员对上述问题有个与以前相比较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