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美民意测验对听证的反响
    如同在很多政治事件发生后要进行民意测验一样，听证会后也有人就民众的反映做了调查，6月14日的《华盛顿邮报》发表了路易斯·哈里森撰写的有关民意测验的文章。文章中说，就听证会搞的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关心这场听证会的美国人认为，听证会使他们“对美国在亚洲的任务有了更好的了解。”对这次听证会有看法的人中的55%认为“参议员富布赖特的作法是对美国有利的”；而45%的人则认为他这样做是“有害的”。
    总之，从以上列出的美政界、美国报刊以及美国民意测验对听证会的反响来看，富布赖特实现了其搞美对华政策听证会的初衷：让广大公众正确地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张[46]、影响总统对华政策的制订、教育国会议员及美国公众，使他们增加对中国的了解。
    四、听证会及“遏制但不孤立”中国政策提议的意义
    富布赖特组织的美对华政策听证会其意义非同一般。首先，这次听证会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自1950年麦卡锡主义在美横行，制造所谓的红色恐怖以来，美国参议院外委会第一次邀请那些遭到清洗，多年没在公众面前露面的中国通们公开到国会作证，阐述自己对美对华政策的看法，批评政府的对华政策，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富布赖特这样做是个果敢的行为，而更重要的是他为中国通们提供了一个公开谈论美政府对华政策、而且是在参议院公开言论的讲坛，并使多年来不可想像能公开谈论的问题，成为可能。
    其次，听证会使国会议员和美国公众受到了关于中国历史、现状、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权、中国经济、军事、中苏关系、中越关系等多方面的、知识性的教育。这是自50年代以来美国公众第一次有机会了解中国的真象。因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杜鲁门政府一直被指控为“丢失了中国”。自那时起，由于中美双方交往渠道不畅通，美国的新闻机构对中国的报道都是片面的，从而对民众起到了误导作用。
    再次，听证会为美国公众审查美政府对华政策起到了一个良好的、“最重要的开端”[47]的作用。参议院外委会召开这次听证会后，众议院也召开了类似的听证会，使公开批评美政府的对华政策问题不再是什么禁区了。学者们也可以公开讨论美中关系问题，就美中关系公开进行评论并出版专著。如1966年有三本与中国有关的著作问世，它们是罗伯特·布卢姆的《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哈罗德·欣顿的《世界政治中的共产党中国》和阿奇包德·斯蒂尔写的《美国人民与中国》。次年，威廉·富布赖特本人的《权力的傲慢》和费正清的《人民的中国和美国》、约翰·霍恩伯格的《两个世界之间：亚洲与美国关系中的政治、报刊及公众舆论》、入江昭的《跨过太平洋：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内部历史》以及埃德温·赖肖尔的《越南以外：美国和亚洲》等著作也纷纷出版（因篇幅有限在此对上述著作不加评论。）
    而“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新的美对华政策框架的提出的意义在于：首先，提出这一新的政策性建议的不是美政府要员，不是国务卿，而是中国问题专家，是一批学者。
    其次，这些专家是从幕后走到幕前，从为政府的智囊机构（如：对外关系委员会）进行中国问题研究，写政策性报告，到在公开场合阐明他们曾在内部报告中讲过的观点。比如鲍大可就曾于60年代初参予对外关系委员会组织的对华政策性研究，并担任领导。他在听证会上的证词及新的政策提议，都与他多年从事的对华政策性研究有关。这些学者的公开发言，反映出学术界思想活跃和对政府在制订对华政策的不满现象。
    再次，这些赞同采取对华灵活性政策的学者们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为促进美国人民了解中国、促进美国政府改变对华的僵硬政策做出了具体努力。听证会的同一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学者交流委员会成立了。鲍大可曾于1968至69年任美中全国委员会主席。在听证会上作证的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亚历山大·埃克斯坦也于1971年任该委员会主席。参加作证的斯卡拉宾诺曾积极参予了美中学者交流委员会的筹备工作。这两个委员会在帮助美国民众了解中国，在尼克松访华前后及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前后，在两国民间交流方面曾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48]
    “遏制但不孤立”中国这一新的政策建议在听证会上由鲍大可、费正清等人提出之后，在社会上有相当程度的反响。副总统汉弗莱在听证会召开的第二天便对采访他的一家电台的记者说美对华政策应是“遏制但不必孤立”。虽然他的讲话不能代表约翰逊政府总的意见，但从侧面反映出，美国政府内部对美对华政策这一新的政策提议还是有不同看法的，至少副总统本人是接受这一新建议的。
    “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新的政策提议与美政府自1950年起一直推行的“遏制并孤立”中国的政策有什么新鲜之处呢？新的政策提议：1.主张政治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存在的政体，不会马上消失；2.承认经济上的禁运是个失败，主张与中国进行除战略物资外的贸易往来；3.主张必须与中国进行比大使级谈判规格更高的对话；4.主张让中国参予如裁军等重大国际事务；5.主张在联大搞“一中一台”，而不是把中国拒联大之外。（注：自1962年起美政府在联大搞了2/3多数票通过才许中国在联大拥有席位的作法；[49]）6.主张让美国公民去中国旅游；7.最终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虽然约翰逊政府没有听取这些中国通的建议，对副总统的表态也没加评论，并且立即采取行动，改变对华政策，但从其继任尼克松上台后的表现来看，确实是丢掉了“孤立”的作法，而坚持“遏制”不放。而“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政策新建议的提出至今已整整30年了。从这30年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来看，从尼克松时期开始，历界美国总统一直延用这一政策直至现任总统克林顿。由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中国便成为美国首当其冲要遏制的对象。此外，由于中美两国国家性质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种“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将长期持续下去。今天，在我们纪念中美建立外交关系20周年之际，回顾这一段历史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