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心理的错位
    美国卷入越南是其国民在一战后参与国民道德对话的结果和延续。对话强化了尚武国民道德的神圣性和凝聚力，给参军打仗赋予了更为深刻、更具欺骗性的文化内涵。在此背景下，越战失败必然造成文化心理上的错位，这就是需要治愈的创伤。它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为尚武国民道德奉行者和维护者的美国统治阶层竭力掩饰美国文化心理所受的打击。在尼克松宣布越战“越南化”一年之后的1972年12月，美国飞机还在轰炸河内和海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证明美国仍然是强大的，让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国民道德仍是行之有效的。国务卿基辛格随后自信地宣布，美国取得了“有尊严的和平”。出于同样的掩饰目的，美国总统福特在西贡解放前一周的1975年4月23日的一篇讲话中说：
    今天，美国能够恢复越战以前就存在的自豪感，但这不能通过再打一场已结束的战争来取得……尽管这些事件是悲剧性的，但并不预示世界末日的来临，亦非美国失去了世界的领导地位。[⑦]
    这样一来，越战失败只是个“悲剧”或“灾难性事件”。这就是美国著名传媒学家哈里·W.海恩斯所谓的“战略性忘记”。尽管是在自欺欺人，但它却稳定了尼克松“水门事件”后的美国政局，也稳定了国民道德的政治基础。
    其次，创伤还表现在国民对国民道德的忠实实践者--越战老兵的回避和敌视上。一方面，统治阶层的“战略性忘记”由于处在全国文化意识体系的中心，自然便成了当时的中心文化意识。一个时代所有文化动机的根源则在于此。因此，一旦“战略性忘记”扩散到同样想回避越战失败的民众中去，便演化成了“集体淡忘”。当时的大众传媒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在整个70年代对越战老兵的报道屈指可数，报道的焦点在于他们的反社会行为，这不是引导民众检讨尚武文化机制是否合理，而是千方百计将罪责推给越战老兵。这样，越战及其老兵逐渐进入了“集体淡忘”的阴影中，成为尚武国民道德失败的替罪羊。另一方面，士兵、民众与象征文化意识中心的统治阶层的距离出现了新变化，这同样是“集体淡忘”心理的折射。战前，士兵作为尚武国民道德的实际捍卫者和统治阶层的附属物，离中心（统治阶层）的心理位置较民众为近。战争使他们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地理上都与中心疏远了。与此相反，一般国民与中心的心理距离无形拉近，受中心的影响加深，并且都想避免国民道德受越战失败的冲击。实际上，越战后期的反战游行也只是玛丽·道格拉斯所谓的过渡期间的莫名兴奋而已。因此，当“战略性忘记”成为中心文化心理时，整个社会便有了“集体淡忘”之风。此外，越战后美国在世界上处处碰壁使美国人相信，美国再也经不起对国民道德的公开辩论了。
    然而，老兵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证明发生了什么事。美国民众为避免老兵引发对尚武国民道德的怀疑，便将这些人斥为“杀害婴儿的凶手”（baby killers），或“疯子”，没有理性。有理性的人当然不会听杀人凶手或疯子的话，更为“集体淡忘”埋下了伏笔。即使70年代后期风起云涌的越战题材电影也未能让老兵如愿以偿，更不用说深刻反省尚武的国民道德了。他们或被描绘为重返战场去杀人（如《出租车司机》中的特拉维斯·比克尔），或是身心都不健全（如《生逢七月四日》的主人公）。因此，他们未能从“战争中获得新生”，也不可能使整个民族获得新生。
    三、重塑尚武国民道德
    越战老兵成了美国尚武国民道德失败的替罪羊，被排斥在由中心文化意识所建构的主流社会之外。与文化意识中心的距离感使老兵对自己的身份格外敏感。要成为社会的完整成员必须重新融入主流社会之中。由于未能从根本上检讨勇武精神是否合理，美国主流社会也需要以重新接纳老兵来显示尚武道德仍是其价值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越战老兵重新建立与文化意识中心较为密切关系的过程开始于80年代初。
    1980年，在退伍老兵团体的不断游说下，“美国精神病协会”在其《诊断与统计手册》第3版中首次将“创伤后紧张紊乱”（PTSD）确认为医学病例，并作了详尽描述。这样，械斗、将奖章扔进白宫围墙就不再是疯子的反社会行为，而是缺乏与他人交流造成的精神压抑所致（尽管这仍很肤浅）。实际上，“集体淡忘”的文化心理同样出自于全体国民的精神紧张。所以，需治愈创伤的不单是越战老兵，也包括整个民族。这种需要最终促成了“越战老兵纪念碑”的落成。1980年1月，国会授权修建纪念碑。稍后，卡特总统签署了这项法令，并在前言中写道：
    一段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将我们带到了今天这个时刻。你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因战争而争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试图通过忘记越战来将裂痕抛在身后。在此过程中，我们忽略了那些勇敢响应国家号召的人。我们民族内部的争执更增加了他们的痛苦。[⑧]
    卡特这番话对于那场美国引起的战争及其受害者没有丝毫反省之意，他关心的是通过回顾和总结“集体淡忘”文化以及代表国民向老兵赎罪，再一次让尚武道德死灰复燃，重新激起美国人以武力的迷恋。纪念碑的造型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三面合围的黑墙上刻满了美军亡灵的名字，既象征着墓地--战场，也象征着生命的发源地--女性，3名士兵向黑墙走去。其中的用意十分明显：淡化越战失败对尚武文化的冲击，激励美国人在“暴力中新生”，为美国充当自封的“世界警察”效力。要检验尚武国民道德新的凝聚力需要新的冒险。然而，70年代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错位束缚了美国人的手脚，电影填补了这个空白。著名影星简·芳达说：“电影在改变人们对自身和社会的看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⑨]以1983年的《第一滴血》为开端，美国人又开始到处挥舞“大棒”了。报纸、杂志等争先效仿，极力在国民文化意识中渲染来自欧洲、早已融入美国文化性格的古老战争神话：战争可使少年郎变成真正的男子汉；不仅士兵要战斗，整个民族都要战斗，以获得“新生”。
    错误的价值导向重新激起了美国民众对勇武精神的狂热和对尚武国民道德的盲目尊崇。“廉价的爱国主义”再度粉墨登场：77%-80%的美国人在民意测验中竟然支持1989年12月美军人侵巴拿马的行动；海湾战争刚开始，在美国各地，黄丝带已经飘扬起来。美国统治阶层推行的强权外交和对别国的干涉和侵略之所以能愈演愈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继续维系其尚武的文化价值体系。然而，美国也因此而再度打开了战争引发一场文化危机的潘多拉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