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革命的资产阶级胜利成果时期 法国大革命的巩固革命的资产阶级胜利成果时期的特点是:一、经过激烈的革命震荡之后,资产阶级体会到有决定意义的不是这种或那种原则,而是社会安定,便着重追求社会安定和个人自由,自由主义逐渐成为其“圣经”,并开始抛弃天赋人权、人民主权、人人平等等启蒙思想。二、在恐怖统治下被情感所压抑的现实理性开始反弹,虽然这种反弹仍带有感情用事的非理性特点,但理性逐步占上风。三、既然社会安定是这个时期资产阶级追求的主要目标,就不会再有任何资产阶级派别去组织和领导人民起义。因此人民起义总是以悲剧落幕。而且资产阶级想方设法使人民群众远离政治舞台。四、资产阶级各派都想抹掉对人民群众有利的革命成果,只保留对自己有利的果实,随着政权由愈来愈保守乃至反动的派别执掌,革命成果逐步丧失,不仅超越资产阶级要求的革命成果全部丧失,就连符合资产阶级意愿的成果也丧失殆尽。反动又超出了它能继续下去的限度。 热月党督政府阶段(1794年7月27日-1799年11月9日)。热月党由国民公会中的平原派、丹东派残余和召回的吉伦特派组成,其核心是丹东派残余。它通过解散巴黎市府、革命法庭、雅各宾俱乐部,改组削弱两委员会、释放嫌疑犯等结束了政治恐怖。通过废除全面限价法令,将国营化的军内企业、运输企业、对外贸易企业的经营归还私人企业主,结束了经济恐怖,恢复经营和国内贸易的自由。确立了温和共和派掌权的两院制共和制,地方上实行纳税选举人的地方自治,由议会专制回归到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其政治纲领是:“积极对王党作战,发扬爱国主义,严格取缔一切派别,熄灭派别意识,消除所有报复企图,造成和谐的统治,再造和平。”[⑤]令国家公职人员和教士宣誓:既反对王政,又反对无政府。对贵族叛乱坚决打击毫不手软,这“是保王党日后屈服于执政府和帝国的一个主要原因”[⑥]。它对人民群众重建恐怖统治的企图和行动也决不留情,结果“革命的动力被粉碎了,直到1830年人民都动不起来”[⑦]。但在镇压王党叛乱时多次利用人民群众。对于天主教在附加永不发还已没收的教产、取消教士薪俸、宣誓忠于宪法等前提条件下,允许在教堂或私宅内举行宗教活动。官方仍企图把自然神论的“敬神博教”奉为国教。其经济纲领是:“重开生产源泉,复兴工业和商业,杜绝投机,赋予艺术与科学新生命,重建富庶和国家信誉。”[⑧]热月党以宪法形式维护“八九年原则”,特别是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出现了出售国有土地的第三次高潮。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使法国出现第一次创办工商企业的热潮。废除了累进所得税,经过整顿恢复了间接税,保有土地税、营业税、动产税和门窗税四种直接税,并创设直接税税务管理局,负责编订纳税人名册和征收办法。通过增发指券,以土地票取代指券作货币流通,向富人发行强制公债,实行“三分之二破产法”,赋税征收中部分或全部要硬币或实物,勒索战败国和附庸共和国等方式来解决财政困难。通过军事打击和分化瓦解相结合打垮了第一次反法联盟,一度实现“自然边界”,并在各附庸共和国推行资产阶级改革。虽未实现长治久安的夙愿,却为拿破仑军事独裁铺平了道路。热月党督政府还没退到“八九年原则”上,这表现为它敌视立宪派,在政治和经济上限制和打击当时经济实力最强的金融资产阶级。当第二次反法联盟组成并围攻法国、王党叛乱死灰复燃、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社团纷纷重建之时,金融资产阶级感到有必要以牺牲民主和自由换取和平安定,支持拿破仑发动雾月十八政变,以拿破仑军事独裁取代督政府。热月党督政府代表全部有产者的利益。 拿破仑军事独裁(1799年11月9日-1815年7月8日)。拿破仑虽恢复了成年男子普选权,却将立法机构分割为四个院,以便他为所欲为,并将共和国改为帝国,取消地方自治,实行军事独裁的中央集权制。他对下层群众一味镇压,对贵族镇压其反叛,安抚和利用服从的贵族,建立以资产阶级新贵为主、以旧贵族为辅的联合专政。编订《民法典》等各种法典以把革命的资产阶级成果用法律形式巩固下来。承认天主教是法国大多数人信仰的宗教,而不是国教,将宗教变成自己实行军事独裁的工具。奉行重商主义,用国家干预手段促进工商业发展,大力扶植金融资产阶级。恢复包税制,实行“以战养战”等措施,使政府于1802年就偿清了国债并作到了收支平衡,这是大革命以来的创举。他通过削减报刊杂志和制定新闻出版预先检查制来窒息不满舆论,熄灭了国内的革命火焰。粉碎第二至第五次反法联盟,并在被兼并和征服地区推行《民法典》和法国式的政治体制,并推行“大陆封锁”,将欧洲大陆变为法国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由于他穷兵赎武,掠夺战败国,实行大陆封锁,招致各国人民和封建势力的共同反抗;由于开征酒税和自1810年法国发生经济危机,使他丧失了农民和资产阶级的支持;更因法国实力远不如英国,使拿破仑在对第六、第七次反法联盟的战争中败北,埋葬了他的军事独裁。他一直打着宪政旗号,总以全民公决粉饰门面,表示他是大革命的继承者。恩格斯指出:“对拿破仑的胜利就是欧洲君主国对法国革命的胜利。”[⑨]这说明拿破仑的倒退没使“反动又超出它能继续下去的那个限度”。 波旁王朝的君主立宪制的自由主义尝试阶段(1815年7月8日-1820年6月20日)。路易十八颁布“钦赐”《1814年宪章》,其中规定国王是权力的中心,实行代议制。为了同资产阶级妥协,它规定了保障公众安定、出版自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继续偿还公债和出售国有财产;保留军队的军阶、勋章和薪俸;保留荣誉军团等。其选举法规定:年交直接税300法朗、年满30岁的男子才有选举权;年交直接税1000法郎、年满40岁的男子才有被选权。这确立了以旧贵族为主、以资产阶级新贵为辅的联合政权。恢复了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封建等级制和封建特权。贵族收回了被没收土地的1/4。路易十八接受第一次复辟夭折的教训,采取稳步复辟的策略,解散“无双议会”,重用德卡兹,进行自由主义尝试。1818年通过兵役法,挫败了极端君主派建立职业军队、由贵族垄断军官职位的阴谋。1819年通过关于出版自由的三个法案。这使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得以恢复,并开始发展;1818年外国军队撤出占领区,政府财政也出现了预算平衡,自由派在议会选举中取得可观成绩。到1819年在众议院有90个议席。马鞍匠卢韦尔为使波旁王朝绝嗣,于1820年2月13日晚在歌剧院刺死王侄贝里公爵。极端君主派借此迫使路易十八罢免德卡兹内阁、废除全部自由主义法令,结束了自由主义尝试,并制造了第二次白色恐怖。议会于1820年6月20日通过“两次投票法”,使大地产主获得两次投票的特权,令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忍无可忍,开始进行变革政治体制的斗争,使法国大革命进入第三个时期。 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重新革命时期 法国大革命的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重新革命时期有如下特点:一、极端君主派利用“两次投票法”给他们造成的政治优势频频向自由派反扑,复辟逐步超出《1814年宪章》规定的限度,使自由派不能容忍。二、在反对极端君主派的斗争中资产阶级与自由贵族结成了联盟。三、指导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准备并发动革命的思想是自由主义。四、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不再认为争得立宪代议制就是拯救全人类,争取共同幸福,而把它看作自己排他权力的官方表现和自己特殊利益在政治上的确认。五、在19世纪20-30年代的革命运动中法国不再是策源地和旗手,但1830年七月革命吹响了这次革命运动的胜利冲刺的进军号。 保留《1814年宪章》范围内的复辟阶段(1820年6月20日-1824年9月16日)。此阶段的权力中心仍是国王。贝里公爵遇刺使路易十八放松了对极端君主派的制约。极端君主派在1820、1824年的议会选举中频频得手,1824年选出的众议院被路易十八称为“失而复得的议会”。极端君主派在议会和内阁都取得了优势,为巩固这个优势,通过法律将众议员任期由5年延长到7年。颁布法令取消出版自由的任何痕迹,严惩出版方面的一切违禁行为。把教育交给天主教会管理,形成了“黑色恐怖”。于1823年派大军绞杀了西班牙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自由派于1821年组织了以推翻波旁王朝、重建立宪代议制为宗旨的烧炭党,并于1821-1822年策划并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皆因排斥群众参加、政府残酷镇压而失败。自由派开始通过撰写英法革命史、创办报刊杂志抨击时弊,倡导国王“统而不治”,激发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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