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罗拉德派的教义及其主张为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制造了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早为16世纪的学者所肯定。从弗克斯的著作（Acts and Monuments）中，不难看出罗拉德派与16世纪宗教改革的联系。威克利夫、赫里福德、莱宾顿、艾斯顿、斯温德贝、索特雷、巴德贝、奥尔德卡斯尔等等都以其功业载入了英国宗教改革史册[17]，他们是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真正的先驱者。旧日罗拉德派的后继者们积极改宗新教，他们从其先辈那里寻找理论根据以表明他们是新传统的继承者。为此，16世纪初，英文《圣经》被刊行，许多罗拉德派著作相继出版，一些著作还被改写，在新的环境下获得了新的意义。罗拉德派对天主教会牧师职责的谴责和纠正，对于化体说的大胆否定，对于《圣经》至上权威的强调以及反对偶像崇拜、朝圣和教会捐赠等罗拉德派的教义及其主张，为16世纪的宗教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完成了舆论和心理上的准备[18]。英国著名史学家克里斯托菲尔·费尔认为：如果说宗教是一种改变人们在他们本身的外表、社会和世界的话，那么，它早在一个世纪更早时已经开始于罗拉德派，而这种宗教改革在英国的男人和妇女当中还远未达到使新教成为完全统治的地位[19]。
    第二，如果说威克利夫学说和罗拉德派教义及其主张为16世纪宗教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那么罗拉德派运动则为这次宗教改革奠定了群众基础。其间，虽然罗拉德派屡遭镇压，但一直顽强地存在着。它渗透到了英国社会各阶层中，坚持宣传自己的教义和主张。1523年，伊拉斯莫在致教皇阿德里安六世的信中说：“威克利夫信徒曾一度被国王的强力征服过，但仅仅是征服，而没有根本消灭掉。”[20]15世纪中叶以后，虽然被迫转入地下，但反对罗马教廷的思想却依然深入人心。16世纪初，罗拉德派重新活跃起来，他们对宗教改革的极大热情和积极态度，推动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新教改革扎根最快最牢固的阶级和地方，正是罗拉德派占多数的那些阶级和地区”[21]。
    第三，罗拉德派促进了路德教的重要内容被承认。亨利八世本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对正统宗教的推崇，博得了教皇的赞赏，并获得了“信仰的维护者”的称号。路德教传入英国之初，亨利八世不仅把路德的著作列为禁书，而且“促使他为教会的七件圣事写了辩护文”[22]。然而，到1533年，这位“信仰维护者”便与教皇决裂，使英国教会脱离了罗马，而且把路德新教中的“唯信称义”等内容纳入国教教义中，这是14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社会一直存在着的反罗马天主教会情绪发展的结果。何况，路德教义中的“唯信称义”等内容是为罗拉德派衷心拥护的，在他们看来，路德教义和他们所信仰的教义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在路德教传入，反教情绪不断高涨的形势下，亨利八世也明白，反抗罗马教廷，还不得不利用当时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罗马教会力量--罗拉德派。
    （四）罗拉德派是十七世纪清教主义的远祖，“这不但是指它的宗教方面，而且就其为士绅的一个运动说，是小的资本主义的先驱”[23]。
    16世纪，随着英国工商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专制制度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资产阶级与封建王权的冲突成为不可避免。在宗教方面，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仍不满经过改革后的国教会，不久便在国教会里形成反对派。他们要求建立“廉价教会”，清除国教中天主教的残余，并摆脱王权而独立，因而被称为“清教徒”。罗拉德派强调《圣经》的至上权威，斥责天主教教皇、主教和所有教阶制度，否定炼狱的存在，攻击化体说，主张信徒过清贫、节俭的生活，“蔑视铺张和世俗快乐”[24]。他们的这种信仰主张和坚决态度已经远远超出路德所主张的限度；这些教义符合正在发展中的资产阶级所要求的廉价教会和民主教会组织的精神；崇尚节俭、过简朴生活还形成为后来清教主义的重要内容。正如有的学者认为的，罗拉德派拥有一个真正的英国教派的全部特征，以后代表了清教徒教义的一种类型，具有潜在的、顽强的性质。
    （五）促进了英国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
    不论是罗拉德派对《圣经》的翻译，还是罗拉德派的著述，都促进了英国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由威克利夫倡导、罗拉德派第一次完成的拉丁文《圣经》的英译本的刊行，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圣经》的研读和解释，“反映了英国人生活上的一次深远改变”[25]。在14世纪以前，英国的文化是拉丁文化或法国文化，拉丁文是学术用语，而法文是朝廷及法律用语。随着城市的发展，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到14世纪末，在部分地靠着法兰西语言和拉丁语言而丰富了自己词汇的伦敦方言基础上，共同的英语正在形成，英语变为通行的口头语言和文学语言。事实是“德国和英国的语言文学通过《圣经》翻译被深深地影响了几个世纪”[26]。
    不仅如此，罗拉德派还以英文为工具，写出了许多宗教小册子、布道文和讽刺性论文。随着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扩展，英国人民的反天主教情绪不断高涨，大量的罗拉德派著作纷纷出版，不少罗拉德派著作被改写，或增加了新内容以适应新的宗教改革形势。这不仅为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制造了舆论，而且促进了英国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
    （六）罗拉德派的贡献还在于“敢于同势力强大的罗马天主教会进行斗争的可贵精神，在英国人民中间保存了下来。他们心中树立起一条准则，这条准则决定了不列颠民族的命运”[27]。
    在英国历史上，罗拉德派虽然屡遭教俗统治者的残酷迫害，然而罗拉德派长期的活动与起义却从未停止。即使15世纪中期以后转入地下，罗拉德派却依然存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了捍卫威克利夫学说和罗拉德派的教义主张，不少虔诚的信徒被活活烧死在火刑柱上，可歌可泣！一个民族有了这种精神，便会不畏强暴，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三 罗拉德派运动在欧洲的影响
    中世纪英国罗拉德派的教义、主张和罗拉德派运动的影响也不仅仅是英国范围内的，它还波及到了欧洲其他国家，特别影响了波希米亚乃至德国的宗教改革。
    约翰·胡司（约1371-1415年）在波希米亚掀起的宗教改革与英国威克利夫宗教改革及罗拉德派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罗拉德派是威克利夫学说直接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威克利夫学说对胡司宗教改革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罗拉德派的活动来实现的。
    由于教俗统治者的残酷迫害，一些威克利夫信徒逃到了波希米亚，其中有个叫彼得·潘恩的信徒，从宗教法庭逃出后到了波希米亚，成为胡司派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28]。加上捷克与英王的联姻（1382年），两国的频繁往来，使“威克利夫的著作很早就从牛津传到了布拉格”[29]。当时的波希米亚青年，很多人到牛津大学留学，而当时的牛津大学正是罗拉德派活动的中心和大本营。一些留学生取得或转抄了威克利夫的作品，并带回波希米亚。胡司的门生、布拉格的杰罗姆，1399-1401年留学牛津，带回了威克利夫的《三人谈话录》、《论圣餐》等著作。胡司直接受其影响，他对威克利夫著作中的许多观点深表赞同，并承认自己是威克利夫的学生。1414年在康斯坦茨会议上受审时，胡司公开声称：“我想威克利夫会得救。我认为，要是他被罚入地狱，我的灵魂会追随他而去。”[30]1402年，胡司出任布拉格大学校长，教士会议要求将布拉格大学中甚为流行的威克利夫的文章和言论清除出校，遭到胡司等人的断然拒绝。1408年，胡司被开除教籍。在以后的许多年中，胡司写了他的主要著作，或为拉丁文，或为波希米亚文，“几乎全受有威克利夫的启示影响”[31]。权威学者认为，他的重要著作《论教学》在观点上“与威克利夫的同名著作完全一致，实质上可以说只是后者的翻版”[32]。胡司也反对幻想式崇拜、耳语式的告解和繁文缛节的宗教仪式。他以威克利夫和罗拉德派为榜样，积极倡导用方言和民族语言作礼拜和传道，并亲自用波希米亚语翻译了《圣经》。胡司正是“站在他的捷克先辈们所准备的基础上，而且利用了英国宗教改革家约翰·威克利夫的学说”[33]。威克利夫学说对胡司宗教改革产生的这种深远影响，不仅应归功于威克利夫本人的贡献，而且应归功于罗拉德派的活动。正是罗拉德派直接继承并传播了威克利夫学说，使之得以对日后的宗教改革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如果说威克利夫学说和罗拉德派教义对胡司宗教改革的影响是直接的，那么它对16世纪德国马丁·路德（1483-1546年）宗教改革的影响则是间接的。“威克利夫的理论通过胡司的著作和胡司派信徒的手抄本促进了后来的宗教改革”[34]。威克利夫学说及其罗拉德派教义，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建立民族教会和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廉价教会的先驱者。罗拉德英文《圣经》是反对天主教传统《圣经》的渊源。1516年，伊拉斯莫译出的英文《新约圣经》出版，它更是马丁·路德译出的德文《圣经》的滥觞[35]。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集威克利夫和胡司理论之大成，他的著作和演说，许多是以威克利夫和胡司的思想理论为依据的。1523年1月，亨利八世给萨克森选侯的信中说：“路德派新教是不折不扣的威克利夫主义”[36]。在1524年4月的沃姆斯宗教会议上，路德受到谴责，认为他“只是重蹈威克利夫与胡司的覆辙……”[37]。当然，威克利夫与路德虽然主要思想是一致的，但也有很大区别，威克利夫的学说没有超出中世纪范畴，而路德则是早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