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美国的状态似乎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管有什么消息和劝告,就是不相信与中国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甚至可以怀疑,是否有人有意要造成这种局面。对于麦克阿瑟来说,受命挥师北进的前提就是中国没有出兵,也没有将要出兵的正式声明。因此,麦克阿瑟宁可相信中国不会出兵的判断,眼看到手的全面胜利以及由此得到的荣耀,绝不能因为一些消息和传言而成为泡影。对于杜鲁门来说,到这个时候,似乎也愿意接受中国不会出兵的判断。如前所说,赢得全面胜利而结束朝鲜战争对于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民主党的地位关系甚大,而政府又绝不能承受一旦中国出兵而招致的判断失误的指责。这或许是杜鲁门在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后兴师动众跑到威克岛与麦克阿瑟会晤的真实目的。 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在三八线一带冷静下来,认真清理一下被胜利冲昏了的头脑,对问题就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其后果或许也不会像实际发展的那么糟糕。然而,狂妄骄横的麦克阿瑟却不顾一切地大举向北推进,甚至违背了9月28日作战计划中关于美军不进入中朝边界的原则,而直奔鸭绿江边。当韩国第三军第六师饮马鸭绿江时,中国军队已经开始发动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同时,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恰恰是中国军队的大规模介入,使美国陷入了朝鲜战争的泥淖而无法自拔,美国政府不得不饮下他自己酿造的这杯苦酒。 注释: [1]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1946-1953)》,据1956年英文版译,第405页;《美国外交关系》,第1卷(Foreige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1,)第327-335页。 [2] 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据1983年英文版译,第724页;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据1991年英文版译,第83页。 [3]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据1969年英文版译,第305页。 [4] 《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386-387页。 [5] 《艾奇逊回忆录》,第305页。 [6] 《艾奇逊回忆录》,第305页;克莱·布莱尔前引书,第724页。 [7] 《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449-454页。 [8] 《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458-461页。 [9] 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24页。 [10] 《艾奇逊回忆录》,第306页。 [11] 彼德·卡尔沃科雷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658页。 [12]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八分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4-95页。 [13] 《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646-650页。 [14] 《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712-721页。 [15] 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文版,第57页。 [16] 《顾维钧回忆录》第八分册,第155页。 [17] 《艾奇逊回忆录》,第307-308页。 [18] 克莱·布莱尔:《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374页;道格增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中文版,第261页。 [19] 事实上后来麦克阿瑟正是这样做的,而且以事先曾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而没有遭到拒绝为由来为自己辩护。 [20] 克莱·布莱尔:《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35页。 [21] 南韩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朝鲜战争(中共军参战及联合国军重新反攻)》,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30-33页。 [22] 后来艾奇逊本人也承认:“这个决议案代表了8月中正在国务院远东司和联合国司形成的意见,并因仁川的成功发展了一大步。……这个决议案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它鼓励麦克阿瑟将军进一步采取冒险主义所引起的问题,都是因为没有经过透彻的考虑,而且这个决议案的模棱两可的语言把已在前文谈到过的凯南备忘录所提醒的困难与危险掩盖起来了。”见《艾奇逊回忆录》,第310页。 [23] 《杜鲁门回忆录》,第432页。杜鲁门回忆录说该建议是他本人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的,但布雷德利说这一说法不准确。还有文件说明这一建议是国防部副部长洛维特起草的。见克莱·布莱尔前引书,第741页;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页。 [24] 近几年俄国公布的原苏联关于朝鲜战争的大量秘密档案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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