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0年到1970年，美国曾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黑人人口迁徙运动，这两次大迁徙，无论是对美国黑人还是对美国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被美国史学界称为“发生在美国黑人历史中继解放之后最重要的事件”[①]、“美国黑人生活历程中的分水岭”[②]。由于这两次大迁徙，美国黑人人口在地理分布上发生了两个显著变化。其一是黑人人口由南部向美国其他地区--北部和西部--迁徙，到1970年，南部黑人人口已由本世纪初占全国黑人总人口的90%降至53%；其二是黑人由基本上生活在农村转变为绝大多数黑人生活在美国各大城市中。到1970年时，81.3%的黑人人口为城市居民。[③]
    黑人迁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造成迁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美国北部和西部城市的经济“拉”力，又有在“白人至上”种族主义作用下，南部政治、社会、经济等对黑人不利的因素综合构成的“推”力，在南部的“推”力中，其中尤以南部农业经济为黑人迁徙的关键因素。本文着重探讨南部农业经济的演变与黑人大迁徙间的内在联系。
    一、种植园租佃制下南部黑人的恶劣状况是其大迁徙的初始动因
    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奴隶制被废除了，但南部大土地种植园经济却按种植园主的利益继续保留下来。这样，奠基在奴隶制经济基础上的南部大规模农业，便仍以始终没有得到真正自由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为前提而发展起来。对于种植园主来说，根本无需使土地的耕种者摆脱他和生产资料--即土地和农具--的关系，因为作为耕种者的前黑奴从未占有过生产资料。废除奴隶制度的法令至多仅毁掉了生产资料的一部分--奴隶，却并未使已获自由的劳动者分得属于他们自己的基本生产资料--土地。实际上，代表南部种植园主利益的土地政策的根本方针就是防止这种情况的可能出现，并代之以强制农民依附于土地的方式。在内战之后若干年中，南部逐渐发展的租佃制完成了这个任务。
    种植园租佃制是内战后在南部发展起来的一种兼有资本主义雇佣制、租佃制和奴隶制残余的分成制在内的多种混合经济制度。它是在奴隶制被废除，而原种植园大土地所有制被基本完整地保留下来的基础上，种植园主重新把他们的统治强加于从前的奴隶身上的经济形式。在这一经济制度里，土地所有者和租佃者的关系类似于主仆关系，带有超经济强制和生产者被宗法关系束缚于土地上的半封建、半奴隶制色彩。它通过分成制、抵押借贷制、赊购制、劳役偿债制等方式，保证了种植园主获得终年甚至更长期的劳动力供应，并将劳动力束缚于种植园的土地上。
    正因如此，在内战之后的半个世纪里，美国黑人人口的地理分布状况基本毫无变化。200多年前，当美国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10个黑人中有9个居住在大西洋沿岸南部诸州，当时美国有黑人75万人。1860年时，美国黑人人口已达450万人，其中南部仍占90%。这一分布比例一直持续到1910年。[④]1940年时，美国黑人人口近1350万人，其中77.1%居住在南部。[⑤]而且，内战以来居住在南部的绝大多数黑人又基本上生活在种植园租佃制下的农业地区，处于奴隶制残余势力的控制之下。
    南部的这种种植园租佃制和相应确立的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社会体制严重地妨碍了南部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南部的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长期低于全国水平。曾有一位美国学者这样描述二战前的美国南部：“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地区，是个被包围在一个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疆域之内的落后地区。”[⑥]南部的这种贫穷落后状况对黑人影响尤甚，广大生活在种植园租佃制下的黑人佃农，胼手胝足，终年辛劳，但所得除了交付地租和偿还青黄不接时所借的高利贷外，几乎连维持自己的生活都不够。年复一年，债台高筑，越来越多的黑人陷入债务罗网，被紧紧束缚在土地上，实际上成了终年服役的农奴。不平等的经济地位必然伴随着不平等的社会政治地位，南部黑人没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不准获得与白人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严格限制黑人的种族歧视与隔离体制从法律上明确了“白人优越，黑人低劣”。经济上的贫穷落后、政治上的不公正待遇和种族主义的猖獗迫害使南部黑人愈加难以忍受。他们渴望迁往充满“机会与平等”的“自由之乡”。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来美移民人数锐减，年入境移民由战前的年平均超过90万人次骤减至10万人次。[⑦]在入境移民减少之际，受战争刺激的美国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却猛增，这样便为南部黑人创造了离开种植园，前往北部寻求新的经济前景的机会，由此开始了从1916年持续到1929年的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黑人大迁徙。这次大迁徙中约有150万黑人从南部农村迁入底特律、匹兹堡、纽约、芝加哥等北部大城市，大多在工厂中从事报酬低的非技术性职业。1929年爆发的大危机和随后开始的长时期经济萧条终止了这次黑人迁徙运动，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经济才得以因大规模军工生产而摆脱萧条，并迅速走向繁荣，对劳工的需求急剧上升，这为黑人第二次大迁徙提供了条件，仅1940～1945年间，就有60多万黑人离开南部农村涌入美国各地工业中心。[⑧]战后，南部农村中不利于黑人继续生存下去的因素同时发生作用，使黑人迁徙势头持续高涨，从而促成黑人第二次大迁徙前后长达30年，共有450万黑人迁离南部农业地带。
    二、农业机械化对黑人的取代是黑人迁徙的另一动因
    早在本世纪30年代末，在美国各主要地区就已开始普及农业机械化了，但南部农业机械化程度却很低。其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南部存在着大批廉价劳动力，这些廉价劳动力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是农业工人还是分成制佃农，都无需农场主负担多少工资，这无疑使农场主缺少实行农业机械化的动力。如1930年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南部各植棉州，每一农场的农用工具价值只有100～150美元，而在艾奥瓦和北达科他两个西北部州的农场平均在1千美元以上，美国各地农场的农具价值平均额则为442美元。[⑨]
    二战爆发后，处于停滞状态的美国经济受扩军备战和军费开支的刺激而迅速增长，工厂对劳力的需求猛增。南部大批农业人口受此吸引涌入城市，寻求就业机全。这次人口外流之势造成了南部农业劳力趋于枯竭。美国学者西摩·梅尔曼（Seymour Melman）在对棉花机械化演进过程的研究中，记录下来了在战争开始后，南部农村劳动力供不应求的问题，已对种植园主与田间劳动力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影响。他引述了一位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种植园主的一段话：“一个人能保证自己棉花的等级，并且凭借一根树枝或绳索便能威胁他的劳动力将每一个作物上的棉花摘净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现在他所知道的首要大事就是他不能找到劳力去摘棉花。”[⑩]于是，从40年代开始，由于战争期间农业劳力不断匮乏及劳动力价格提高，引起了农田耕作技术上的一系列革新。种植园主开始采用拖拉机、摘棉机、收割机等农田机器，并以化学除草剂代替黑人手工除草。毫无疑问，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种植园主在作物整个生产过程中对劳力的大量需求，按理查德·戴的话，“这意味着成年维持分成佃农是不经济的”。（11）因此，种植园主也开始放松对种植园劳动力的控制。
    农业机械化的广泛采用，对南部的农业经济结构和黑人农业人口造成了猛烈的冲击。种植园原有生产方式的改进，必然是要以摒弃传统的种植园集约型劳动模式为前提的，这无异于摧毁种植园租佃制的基础，南部种植园经济逐渐衰落。农作物从种植到收获整个生产过程的技术革新，极大地减少了单位生产的人力投入。机械化操作的平均劳动时间仅及手工劳动时间的1／10到1／5，即使佃农进一步降低他们的实际收入，也无法与之竞争。佃农为了避免遭受最终贫困的结局，纷纷离开土地，而种植园主则不得不从半奴隶制半封建的租佃制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大规模的雇佣劳动和完全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方式。
    50年代，有两位美国学者在对阿肯色17个植棉县所做的调查中得出的统计数字说明了不变资本代替可变资本，摘棉机取代了大量农业劳力。在这些县中，到50年代末，佃农人数减少了2／3，即从50年代初的21000多人降为6500人，而同一时期摘棉机至少增加了七倍。机械化的程度仍不断加深，“1985年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棉田，有27%是用摘棉机收获的，6年后，即1946年，这个百分比增加到81%”。（12）机械化对黑人的影响远甚于对白人的影响，因为黑人对分成租佃制的棉花种植园经济有更大的依赖性，而且，在南部操作机器传统上是属于“白人职业”，因此，农业机械化给南部农业黑人带来的是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农业机械化更进一步促使南部黑人的大迁徙。到70年代，南部农业劳动力中95%为白人。据统计，1974年在南部11个州内从事农业生产的黑人为17850人，仅占该地区全部农业人口的4.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