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日本在德军令人眼花缭乱的西线战争成就的刺激下，决定加快侵略步伐，建立“大东亚共荣圈”。1940年7月27日，日本大本营联席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发展的时局处理纲要》，确立了南进战略，为稳定北方，规定“谋求大幅度调整对苏外交”。于是，从7月起，日本开始向苏联建议缔结中立条约[13]。接着，日本政府于10月30日向苏联改而建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此时，苏联已和德国订有互不侵犯条约，德苏关系保持着表面上的平静；日苏关系通过谈判也已有起色，用莫洛托夫的话来说，“开始具有某些比较正常的性质”[14]。但苏联没有陶醉于这种成就。它面对法西斯联合侵略阵线业已建立，德日东西夹击苏联的危险依然存在这一严峻现实，更加迫切地感到必须抓住一切机会改善日苏关系，把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这样，苏日两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
    这一条约的缔结是苏联对日缓和外交的一个最大收获。不管事后人们如何评论苏联的这一行动，也不论条约带来了怎样的后果，不应否认的是，条约对苏联保卫其远东安全多少是有利的，而且加深了德日之间的矛盾，打击了积极准备攻苏的希特勒分子勾结日本进攻苏联的计划。总之，条约严重削弱了三国同盟，对苏联避免两线作战显然有利。条约的缔结对苏联还具有经济价值。从此，苏联通过太平洋的道路得到了保障，它因欧洲作战区扩大及海上封锁所受的贸易损失，可从太平洋上得到部分补偿[15]。从实际情形看，条约的缔结也显然促进了日苏关系的改善。第一个具体的结果是，两国在当年6月又签署了贸易条约，规定交换6000万日元的货物，还首次规定了双方的税则和彼此之间的贸易程序[16]。
    另一方面，中立条约的缔结使苏联变得对日本更加谨慎从事，唯恐刺激日本，招致它的进攻，使苏联难以全力对付德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联曾通过驻日大使斯麦塔宁主动向日本政府保证，苏联信守中立条约，不会同第三国缔结任何反日协定[17]。1941年底，苏联决定加入即将正式成立的反法西斯联盟，但拒绝签署意味着要它承担同日本作战义务的宣言最初文本。直到英美领导人修改了文本，为斯大林提供了几条足以避免日本问题的条款后，苏联才同意签署一个共同的文件[18]。苏联还拒绝出席1943年的开罗会议，认为苏联参加有中国代表出席的这次会议，一定会被日本认为苏联要参加与抗日战争有关的事务。同时，斯大林还拒绝了罗斯福邀请蒋介石出席德黑兰会议的想法，示意盟国代表到德黑兰去不应带着与日本正在交战的中国代表。他说：“不言而喻，在德黑兰应举行仅仅是三国政府首脑的会见，这是商定好了的。应绝对排除其他任何国家代表参加。”[19]诸如此类的做法都体现了苏联尽量不予日本以北进借口的苦心。
    然而，还须看到，苏联善于权衡利害，不愿过份迁就日本。1941年8月，日本仗有《日苏中立条约》，向苏联公开表示了对其援华政策的不满，要求它放弃对中国政府的一切直接和间接援助。苏联却通过大使向日本表示，拒绝讨论苏联援助蒋介石的问题，并指出《日苏中立条约》不涉及同第三国的关系，在这件事上，日本无权对苏联进行指责，就像苏联无权对日本处理同中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关系进行指责一样[20]。就在日本提出蛮横要求的当月，苏联向中国共运去了2000吨的各类军用物资[21]。由于抗德斗争急需盟国支持，苏联还坚持不让轴心国破坏美国援苏的企图得逞。德国政府曾请求日本设法阻止美国把援苏作战物资从美国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不久，日本便向苏强调，日本外交政策是以三国条约为基础的，美国日益增多的大量援苏物资经过符拉迪沃斯托克会使日本处于特别棘手的境地。苏联在1941年8月下旬严正回答日本，任何打断经由苏联远东港口进行的苏美正常贸易的意图都要被看作不友好的行动[22]。
    苏联对日缓和方针，对防止日苏矛盾激化、稳定日苏关系起了明显的作用，是保证整个苏德战争期间没有发生日苏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苏联在远东采取的对日缓和与援华制日两大方针并行不悖，交互为用，都符合苏联避免两线作战的战略利益。苏联能一直推行对日缓和方针并取得成效，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苏联的强大经济军事实力和对德军的沉重打击，迫使日本由准备北进转入“北守南攻”的方针，和苏联保持“中立”关系。其次，也是因为德日之间在战略上存在难以克服的分歧。大战中，日本统治集团不大懂得日本的利益只能是法西斯同盟整体利益的一部分，日德意的侵略利益与命运是紧紧拴在一起的，它们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军事战略。日本一心要实现本身的侵略计划，而对德国希望它在东面配合德军进攻苏联的建议长期采取拖延态度。日德之间的这种严重矛盾，正好被苏联巧妙地利用来调整日苏关系。结果，战时日苏关系尽管冷淡，并且不乏日本北进的危险迹象，但日苏之间毕竟没有发生战争。由此可见，日本缺乏长远战略眼光，拒绝采取与德国紧密配合的对苏政策，实为苏联成功推行对日缓和方针的一个根本条件。进而论之，这也是法西斯同盟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应该承认，反法西斯联盟国家对苏联坚持对日缓和外交给予谅解也不无重要。美国参战后，也像中国一样地表示希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国务卿赫尔还利用本国舆论对苏施加过一定的压力[23]。在苏联明确表示拒绝的态度后，美国因考虑到打败轴心集团和战后世界安排的需要，不愿失去苏联这一强大盟友，没有强迫苏联站在自己一边对日作战，以此作为苏联取得美国援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美国的做法具有战略眼光，使苏联不致落入在维持盟国关系和稳定日苏关系之间必须择一的两难境地，而有可能较顺利地对日推行缓和方针。日后事实证明，正是这一方针帮助苏联避免了日本的进攻，使苏联是以集中力量先击败德国。而对德作战的胜利，又使苏联终有可能对日宣战。所以，盟国实际上从容忍苏联对日缓和外交中收到了战略上的巨大好处。
    三
    苏联在对日推行缓和方针的过程中，从未打算在任何情况下都置身远东战争之外。“七·七”事变后，斯大林一面向中国解释苏联目前不能出兵远东，一面日益明确示意，一旦时机成熟，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1937年11月12日，他对中国谈判代表杨杰指出：苏联希望日本削弱，但目前苏联尚未到与日开战时机，“故苏联对日本之开战等待时机之到来”[24]。1941年12月12日，斯大林致电蒋介石，说明苏联当然必须与日本作战，但需要时间准备，并需要苏联预先击退德国[25]。12月21日，斯大林又复电蒋介石，认为苏联目前不适于对日进攻，但进攻的准备正在进行中，并且坚决明确地表示：“此进攻将必于有利时间进行”[26]。斯大林的所有这些话，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苏联领导人婉拒对日作战之辞，而正好反映出他们早就萌生了参加对日作战的想法，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则开始有了苏联迟早对日一战的决心。
    促使苏联对日政策发生明显的实质性变化的是大战局势的好转。到1943年下半年，苏联完成了苏德战争的根本转折，从德国手中夺回了战略主动权，而日本因其陆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几乎完全失去北进的可能。随着苏联两线作战危险的过去，苏联政府增强了对远东事务的关注，相应地着手修改其远东政策。
    首先，苏联政府把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纳入了正式议事日程，并很快作出决策。1943年10月30日，斯大林正式明确告诉赫尔：“欧洲战争一结束，苏联立即对日本宣战。”[27]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又向美英首脑正式承诺，一旦德国最后垮台，苏联将和美英“联合起来打击日本”[28]。1944年9月，斯大林又原则上同意罗斯福关于尽快制定苏美英军队在远东战争中进行合作的计划[29]。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进而确定了欧洲战争结束两三个月内苏联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的方针。至此，苏联最终确立了准备在远东从防御态势转入进攻态势，参加对日作战的决策。这标志着其远东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毫无疑义，苏联对远东政策作出如此重大调整，主要是为了履行盟国义务，加速日本法西斯的崩溃，帮助亚洲被奴役国家的人民早日获得解放，但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还含有其他某些考虑和目的。苏联希望以自己答应对日出兵的实际行动，推动西方盟国向苏联表现出同样的紧密合作精神，不再拖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此外，斯大林也希望通过对日作战的胜利，一偿夙愿，为俄国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失败洗污雪耻[30]。可以肯定，争取确立苏联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并为在战后解决远东问题上获得更大发言权和更多利益创造条件，是一个促使苏联对远东政策进行根本调整的重要考虑。
    在此时远东外交中，苏联考虑得较多的就是如何建立自己的远东势力范围问题，而且，它把相当大一部分精力都放在了争取解决这个问题上。这种表现，除了要归因于沙俄扩张主义历史传统的顽固影响之外，还与苏联不情愿看到的一个事实有直接关系。这就是：美国利用战时为中国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的机会，竭力加强了对中国的渗透，而蒋介石政府也表现得日益依赖美国。这一事实预兆战后美国将在中国取得主要支配地位，不能不引起苏联的不安。为本国安全和经济政治利益计，苏联急欲谋求在中国的特权，以削弱美国在那里的影响。这种愿望导致苏联更倾向于对日出兵，视此举为自己同美国争夺远东的一个最合适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