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强化了公社，也就强化了公社农民认为土地应归公社所有的传统意识。这样，公社农民便把自己日益贫困归结于地主强占了应属于他们的土地，因此，对改革中地主的强制割地总是耿耿于怀。农民们幻想，由亚历山大二世开始的改革能继续扩展下去。“在公社农民的意识中留下的印象是，农村公社现在只有了以前产业的一半。1861年的改革只得到了一半的土地，似乎还没有完成改革。于是农民们便梦想着要完成它，并且根据关于土地归公社的观念，土地被认为并非属于各个人的财产，而只是供个人使用的一种分配。这样一来，农民就认为全国的土地是一种可以抽取分派的资本，直至用尽了为止，这就成为后来革命的胚胎观念。”[②e]俄国学者维尔纳茨基对公社农民心理意识的这段分析，无疑是非常深刻的。
    然而，沙皇政府对农村公社作为专制制度大厦的支柱已开始位移的危险并未察觉，甚至在1905年出现革命危机时也没有失去对公社农民宗法性和保守性的指望。1905年8月政府颁布了《杜马选举法》。选举法的制定是根据这样一个判断：“在目前这种举国混乱，革命烽烟四起的状况下，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农民，农民是国家保守力量的支柱，因此，选举法主要应当以农民为基础。”[③e]这样，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在很大程度上就由农民代表组成，因为农民从来也不要什么政治改革。
    不过，沙皇政府万万没有想到，这些农民代表在1906年的第一届杜马和1907年的第二届杜马中，竟几乎全部站到了专制政府反对派一边，他们固执地提出了自1861年改革以来农民从不间断的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并把它们交给公社农民耕种。政府官员克拉索夫斯基后来在国务会议上报告说：“头两届杜马的组成，近一半是从农民中来的。命中注定这个幻想要破灭。原来，在国家杜马的农民代表不是老成的农夫，而是一群盲目追随任何可放纵他们欲望的领导人的暴徒，他们全然不是保守原则的保卫者。”[④e]与此同时，公社农民还在各地农村公然以暴力夺取地主土地，在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中，自治的农村公社就自然成为农民现成的组织形式。于是，曾长期作为沙皇专制制度支柱的农村公社，这时一下子变成农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有力武器，成为农民反对地主的“工会”。
    沙皇政府面对突然失去的支柱，面对公社农民的反叛，惊慌失措，不得不急忙改变既定的维护农村公社的政策，转而寻找其在农村的新支柱，这就开始了旨在破坏农村公社，扶持富农的斯托雷平改革。
    如何看待沙皇政府1861年改革制定的保存农村公社的政策呢？1905年革命爆发后，俄国上层许多人认为当年的做法是个错误。1861年的遗老，国务会议成员谢苗诺夫后悔地说：“实行农民改革没有重视所有权原则，而热衷于村社原则。”[①f]曾一度倾向于村社原则的沙皇大臣维特的分析更深刻一些。他认为，1861年改革“违反了所有制的原则，牺牲这一原则而使其服从政治上的、也许是无法避免的需求，而一旦走上了这条道路，朝这个方向走去会带来种种后果。”[②f]
    不管怎么看，笔者认为，沙皇政府1861年改革保存农村公社的政策最终是事与愿违，它炫耀起农村公社这块石头，认为其以前是，以后将仍是专制制度的基石，结果却砸了自己的脚。其实，农村公社本身不但具有经济二重性（这点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已做过论述），还具有社会二重性。公社的社会二重性在于：一方面，公社是封建国家的基层行政和纳税组织，是专制主义的基础，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另一方面，公社又是俄国农民在封建社会的唯一社会组织形式，具有古老的民主和自治传统，这就使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自己成员的利益，而同封建统治者进行斗争。在俄国农奴制确立之后的200多年中，农村公社被统编到贵族地主的世袭领地中去，这时它主要体现为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工具。1861年农民改革，俄国农民摆脱了农奴依附身份，并被编入自治的公社，公社成为沙皇政府在农村的正式基层行政组织和纳税组织。但由于改革的不公正，地主的强制割地和公社农民份地的严重不足，政府维护公社又加强了农民认为全部土地应归公社的传统观念，就使自改革以来农民们长久积蓄的反抗情绪，在1905年革命形势下一下子爆发了出来。这时，农村公社就主要体现为农民自己的社会组织，成为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工具。对农村公社的这种社会二重性，俄国民粹派只看它古老的民主、自治一面，沙皇政府只看它作为专制制度长期传统的工具一面，二者都以偏代全，就不能不失算了。
    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的结果说明，如果改革不公正，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那么改革不能防止革命，列宁说：“1861年诞生了1905年。”[③f]同时，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还证明，人为地去维护不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农村公社的土地制度，最终是行不通的。
    注释：
    ①a 《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92页。
    ②a 孙成木等：《俄国通史简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页。
    ①b π·π·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回忆录》第3卷，彼得格勒1915年版，第230～231页。
    ②b 《亚历山大二世皇帝时代的解放，H·л·谢苗诺夫的农民事务委员会活动始末》第2卷，圣彼得堡1890年版，第88页。
    ①c 《农民事务编纂委员会报告书附录，各省贵族委员会的意见》第3卷，第1部，圣彼得堡1860年版，第161～163页。
    ②c 伊·阿·费多索夫：《苏联历史（19～20世纪初）》，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