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泰国，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考古学起步较晚，直到1960年以后，才开始进行系统的、科学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其标志是1960-1962年间泰国和丹麦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对泰国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史前遗址的调查和发掘[①]。其后，在泰国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和外国学术机构的大力参与下，泰国考古学得以迅速发展，并在有关农业起源、冶金术起源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引起了国际考古学界的关注，使泰国成为东南亚地区考古的热点之一，也使东南亚地区成为国际考古学界关注的热点地区。过去几十年间，泰国考古学的主要收获表现在史前红铜／青铜时代考古方面。本文将集中介绍、评述和讨论泰国冶金考古的源起及发展过程。华南与东南亚山水相连，文化上的交流和影响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对泰国史前冶金考古的了解与研究，对中国，尤其是华南地区青铜考古的研究也将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泰国冶金考古的发端
    1962年，美国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考古学家索尔海姆（WilhelmG.Solheim II）向泰国艺术厅提出了对泰国东北部水库淹没区进行抢救性的联合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计划，得到批准之后，索尔海姆于1963年8月对泰国东北部地区作了初步的考古调查。之后，索尔海姆的学生戈尔曼（Chester Gorman）和格林（Dee Green）先后对泰国东北部湄公河及其支流上即将被新建水库库水淹没的地区进行了田野考古调查和试掘。农诺他（Non Nok Tha）遗址即是这次发掘的主要遗址之一。
    农诺他遗址位于泰国孔敬府（Khon Kaen）普渊县（Phu Wiang），是一面积约1.5万平方米的孤堆形遗址，高出周围稻田约2米。1965年1月、1965年12月-1966年4月和1968年，美国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的索尔海姆、贝亚德（Doon T.Bayard）和新西兰奥塔哥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的帕克（R.H.Parker）分别对该遗址进行了试掘和发掘[②]。发掘总面积339.5平方米，共发现墓葬205座。贝亚德将其分为三期。早期，包括三段，约当公元前3500年-前2500年，出土物包括陶器、稻谷以及牛和猪的遗骸。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青铜器的发现。中期，包括八段，约当公元前2500年-公元200年，出土物有陶器、砂石合范和坩埚等。晚期，包括六段，年代大约为公元1000年至今。晚期与中期之间尚有一段缺环[③]。
    此前，泰国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至于青铜器出现的年代，学术界传统的看法是公元前500年左右，并且还是在中国和印度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农诺他遗址中发现的属公元前3000-前2500年间的青铜器，将泰国青铜器出现的时间提前了2000余年，这在考古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被称为泰国考古学之父的清·尤地（Chin You-di）提出：“在泰国的东北部制造青铜器，比目前所知道的中国商朝开始制造青铜器的时间早近一千年，也比印度的印度河流域哈拉巴文化的主人开始制造青铜器时间早近一百年或百余年。”[④]索尔海姆认为，与青铜斧共出的木炭的碳十四测年表明，农诺他遗址用砂石合范铸造的青铜斧的时代，肯定超过公元前2300年，或许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比印度已知最原始的青铜器早500年，也比中国任何青铜器早1000年[⑤]。尽管发掘者和泰国的部分考古学家坚持认为，农诺他遗址青铜器出现的年代至迟应在公元前2500年[⑥]，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对这个年代持怀疑和否定态度[⑦]。
    班清（Ban Chiang）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进一步强化了上述观点。班清遗址位于泰国东北部乌隆府（Udon Thani）廊汉县（Nong Han），遗址压在班清村下面。1966年，美国驻泰国大使的儿子、哈佛大学学生史迪夫·扬（Stephen Young）在班清搞社会调查时，偶然发现了一些施复杂卷涡纹的彩陶片，这些陶片被送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古应用科学中心博物馆（Museum Applied Science Center for Archaeology，简称MASCA）作热释光法断代，测定年代为公元前4630年。该年代引起了考古学家们的注意。
    1967年春天，泰国艺术厅指派考古部的威迪亚·英塔柯赛（Vidya Intakosai）主持了班清遗址的首次官方发掘。随后，艺术厅又在波特·基昆（Pute Keakun）和尼空·苏蒂拉格萨（Nikon Suthragsa）的指导下，进行了两次小规模发掘。1972年曼谷的两所大学又进行了一次小范围联合发掘。然而，这些发掘和调查都十分有限，并未真正揭示出班清遗址的范围和文化内涵。同时，班清遗址的出土物也为外国人和曼谷富豪所垂青，收集班清遗址尤其是彩陶成了一种时髦，从而引发了班清村民的盗掘之风，致使遗址遭受严重破坏。因此，利用科学的地层学和现代发掘方法对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已势在必行。于是，1974-1975年，以切斯特·戈尔曼为代表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和以皮塞特·夏鲁翁格萨（Pisit Charoenwongsa）为代表的泰国艺术厅，开始对班清遗址进行系统的发掘与研究。
    1976年，《探索》杂志公布了戈尔曼和皮赛特关于班清遗址的第一篇发掘简报[⑧]。在这篇简报中，他们根据对相对深度的墓葬中出土的某些特殊器类的现场印象，将遗址分为七期：第Ⅰ期和第Ⅱ期未能从地层上进行划分。[⑨]墓葬为仰身葬和屈肢葬，出土物有绳纹陶器、黑色磨光刻纹陶器、杯形器以及小件青铜器，如青铜矛（M76）、手镯、脚镯等。碳十四年代为公元前3600-前2900年。第Ⅲ期，为仰身葬，并有儿童瓮棺葬。随葬品有弧形刻纹大绳纹陶罐及青铜器，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第Ⅳ期，随葬品中出现了彩陶，为在几何形或圆形、涡形的刻划纹内加红彩，器表多呈橙黄色。除青铜器外，还发现3件铜柄铁刃矛及1件铁丝编成的手镯。年代为公元前1600-前1200年。铸铁出现的年代远远超出了过去所认为的在亚洲出现的时间[⑨]。第Ⅴ期年代为公元前1000-前500年；第Ⅵ期的年代为公元前300-前250年；第Ⅶ期的年代为公元1600-1800年。
    班清遗址的发掘及其资料的公布，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1975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新闻周刊》（Newsweek）和《时代》（Time）等报刊杂志都先后发表文章，介绍和讨论班清遗址的发现，众口一辞地重复同一种观点，认为班清遗址中发现的青铜器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器，青铜时代可能是首先从东南亚开始的，中国的青铜文化也很可能是从东南亚传入的[⑩]。1982年在美国举行了班清出土文物的巡回展览，并出版了《班清：一个失去的青铜时代的发现》的展览图录（11）。班清，这个泰国东北部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成了一个新的“文明的摇篮”（Gradle of Civilization）（12）。
    对这种观点鼓吹最力的是索尔海姆。自农诺他和班清遗址发现以来，他先后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认为班清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器，东南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心，是人类一切重要文化因素的发源地，中国的青铜器是在泰国青铜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13）。这种观点是在一个特殊的、异常兴奋的气氛中提出的，它被许多泰国学者所接受，并在世界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农诺他和班清遗址发现之前，学术界对东南亚地区考古了解甚少，普遍认为这里是文化上停滞落后的地区，是被动地接受外来文化的地区（14）。不能不承认，农诺他遗址，尤其是班清遗址的发掘，确实改变了人们对东南亚的印象。它不仅仅是泰国史前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发现，而且牵涉到整个东南亚大陆史前史甚至世界史前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诺他和班清遗址的发现的确是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学研究中的“一场革命”（15）。但是，索尔海姆等学者显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中国文明的起源归功于东南亚文化的影响，显然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