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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赔偿最终的结局对战后日本经济、政治、外交的发展影响极大，但最综合的影响可为对这场战争的反省态度。
    （一）战争赔偿方式的转换，不仅没有摧毁日本战争工业的基础，而且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而加快了日本重新武装的步伐和军国主义的复活。
    依照美国占领日本之初的对日政策，经济方面为使其非军国主义化，用“拆迁赔偿”方式摧毁其战争潜力，赔偿结束后，大致使其生产能力维持在开始侵略战争之前的1926-1930年的水平。据此在最初鲍莱考察日本之后制定的赔偿方案中，建议日本应予以拆迁的各类工业设施总值（1939年价格）应达2465920万日元。但随着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变化，由拆迁赔偿到放弃赔偿，截至1950年运往菲律宾的最后一批拆迁设备为止，日本在这期间拆迁移交给有关国家的物资，价值总计大约仅有16400万日元[12]，几乎原来指定为拆迁对象的工业设备都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与停止拆迁相伴而行的是解散财阀和禁止垄断令的逐渐废止，美国对日本垄断财阀的政策由打击转为扶植和利用，原来被指定为“集中排除”的300多家公司被无故开脱，到1950年最后只对18家公司作了处理。金融机构只要改掉财阀商号就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
    无庸置疑，“拆迁赔偿”的放弃，大量工业设施的保留，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同时也为财阀的重新集结保留了基础；不仅在朝鲜战争期间成为美国的军械生产修配基地，而且在此之后进而成为日本重新武装、军国主义抬头的物质支柱[13]。二战期间极力推动向外侵略扩张的财阀，战后在没有受到多大冲击的情况下重新复活，对待原来他们支持和发动的这场罪恶的战争的态度便可想而知。同时，1948年之后政治上解除对战争分子的整肃，包括被囚禁的一批甲级战犯全部予以释放，以重光葵、岸信介为代表的政界要人在50年代之后开始重返日本政坛。财界和政界这两股保守势力，随着日本重新武装在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方面很快就结合起来。正如日本进步历史学家井上清所言：“以缔造‘大东亚共荣圈’为名而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对于这个问题，在投降后的几年中，公然表示异议的人是没有了。”[14]但自从垄断财阀和先前的军国主义分子结合起来后，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便活跃起来。一方面是在美国“安保体制”下[15]，自朝鲜战争之始日本开始的重新武装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提出要“利用教育和宣传来助长在日本培养爱国心和自发的自卫精神的气氛”，文部省开始审定教科书，开始鼓吹军国主义[16]。
    截至1955年，日本国民经济除对外贸易外，其余各项指标全面恢复或大大超过战前水平[17]。为了扩大海外市场，“以财界为中心，强烈地出现了对东南亚市场进行帝国主义统治的要求。”[18]1956年日本和缅甸、菲律宾之间的赔偿问题相继解决，1957年岸信介一上台便两次历访东南亚国家，以解决赔偿问题为诱饵，想强行挤进东南亚市场。先是1958年1月和印尼签订和平条约和赔偿协定；继之同年10月和次年3月同老挝、柬埔寨也缔结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和合作协定，两国放弃赔偿；接着1959年5月又同南越政权缔结赔偿协定和借款协定。日本通过以上协定，用赠款、贷款、产品和劳务抵押、技术援助和合作、直接投资等方式，逐渐打开了通向东南亚市场的大门。进入60年代后，日本又通过此方式解决了和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间的有关赔偿问题。在这期间，日本牢固地占有了东南亚市场。
    至此，赔偿方式的转换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见一斑。但正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其重新武装的步伐则大大加快，岸信介对内要求修改宪法，使日本军队派往海外合法化；[19]，对外随着向东南亚的经济扩张，而再也不承认“大东亚战争”的侵略性质。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政府加强对教科书的审查，“对近代日本战争所具有的侵略性、帝国主义性质的阐述，一概不许，在审查时强制要求对这些战争进行美化”，即“在经济、外交、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都要促进日本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复活”[20]。
    （二）战争赔偿方式的转换和磋商对象的变化，使战争赔偿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不仅抬高了日本的政治地位，使日本可以以平等的身份同要求索赔的国家进行磋商；而且使这些要求索赔的战胜国失去了迫使日本承认战争的侵略性质以及承认所犯战争罪行的强制手段，从而滋长了日本自重新武装以来就蔓延繁殖开来的军国主义思想。
    以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为界，在和约缔结之前的“拆迁赔偿”，是战胜国依据日本所犯战争罪行进行商讨，强制日本政府对这些遭受其侵略的国家所给予的一种惩罚性补偿。日本政府根本没有发言的权利，只有照此执行的义务。而在和约签订之后，所谓“劳务赔偿”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赔偿，战败国日本不仅有了充分主张自己意见的自由，而且必须由它同各个请求赔偿的国家磋商赔偿的具体办法[21]，从而可以从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出发，不承认或只是部分地承认战争的罪行，为其所推行的侵略政策和侵略行为辩护。5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在重新武装下，肆无忌惮地否定侵略战争的论调和重重掩盖战争罪责的行为，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早在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伊始，在美国的旨意下，日本就开始了同台湾缔结和约的谈判，走上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的道路。当时，《对日和约》正待各签字国批准，还未正式生效，但在谈判过程中，日本就开始绞尽脑汁，抓住台北有求于它承认其是合法政权的心理，在赔偿问题上大做文章，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到了脑后，竟多次提出自己起草的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最终迫使台北放弃全部赔偿。居然在和约草案中不允许有“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的符合对日和约赔偿规定的有关行文[22]，迫使台湾当局取消了《日台和约》（正文）中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
    “日本方面从解决赔偿问题开始，就希望增进对东南亚国家的贸易。”[23]正是为此目的，在日台和约签订后，日本就拉开了对东南亚国家议和的序幕。东南亚国家长期受西方殖民主义的奴役和掠夺，二战中又被日本长期占领和破坏，正是在反对日本侵略的过程中，二战后又击败了卷土重来的英法荷等殖民主义国家，才赢得了民族的独立。然而对日和约牺牲了这些弱小国家民族的利益，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风，正义的力量失去了根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机遇，在和日本议和的谈判中，也只能争取多得到点赔偿罢了。而与此同时，日本占领了整个东南亚市场。就其有限的赔偿而言，在日本看来，并不是侵略者对所犯罪行的不安而引发的弥补性忏悔；而是出于怜悯及道德的高尚所赐予对方的恩泽。正如吉泽清次郎在《战后日本同亚洲各国的关系》一书中所言，“日本的赔偿，对苦于外汇不足的菲律宾来说，有着重要的作用，对菲律宾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福利有不少贡献”[24]，俨然一副“大东亚共荣”的姿态。
    如果说在同以上国家议和的进程中，日本政府对占领这些国家及所犯罪行还用“障眼法”掩饰一番的话，那么对待占领朝鲜的态度，则是赤裸裸的露骨的侵略行径，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最淋漓尽致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