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会谈”始于1951年《对日和约》签字以后，当时朝鲜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美国急于“日韩建交”，名正言顺地利用日本为朝鲜战争服务。一开始韩国方面希望对从前日本殖民地时代进行清算，然后建立两国新的平等关系；而日本方面则根本不反省殖民地的统治，只打算处理当前的问题（边界、赔偿问题）。由于日本拒绝承认先前的殖民统治，谈判陷入僵局而停顿。1953年10月，日韩举行第三次会谈，在会上，日方首席代表久保田贯一郎竟盛气凌人地口吐狂言，说日本在统治韩国期间（1910-1945），“修筑铁路、开辟港口、兴修水利等等，都给韩国以利益，并不是掠夺和压迫韩国。”[25]韩国方面要求日本撤回久保田的发言，坚持日本对于过去的压迫和剥削必须向韩国赔礼道歉；而日本方面则始终采取久保田发言的态度，所以“日韩会谈”再度搁浅。1964年，在美国的推动下，日韩再度恢复谈判。日方首席全权谈判代表高杉晋一在外务省会见记者时，一如继往的殖民主义态度，说什么“36年中（1910-1945），日本并未榨取朝鲜，……虽然说是日本统治了朝鲜，但我国是打算做好事的。现在韩国的山上一棵树也没有，这就是朝鲜脱离日本的结果，如果再和日本接近20年，大概不会有这种事吧。我们的努力由于战败而成了泡影，假如能再保有朝鲜20年，说不定就不会如此了。台湾的情况就是成功的例子……日本在朝鲜的工厂、房屋、山林等等都留下了。创氏改名也是好事。是为了同化朝鲜人，以便和日本人同等对待而采取的措施，不能说是什么掠夺、压迫”[26]。高杉的言论完全是当时日本国内“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典型表现，理所当然激起了朝鲜人民的无比愤慨，但韩国当局却为了一己私利，追随美国而同日本签订了《日韩基本条约》，换取了日本请求权以及有偿无偿的经济“援助”8亿美元[27]。
    二战后日本政府一直追随美国反华反共，对中国人民抱十分仇视的态度。从50年代开始，在与中国人民为敌的过程中，日本军国主义的鼓吹者就开始肆意歪曲侵华的历史。1972年中美关系的改善为改善中日关系提供了契机，这时有关日本赔偿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同样也涉及日本对待战争的态度。早在1952年日台条约签订时，我国政府就宣布其是非法的、无效的，“日本军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力”[28]。但在1972年9月26日中日会谈时，日方代表却声称这一问题已在日台条约中早已解决，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加以拒绝，仍然摆出不是败者对胜者谈判的架势，强词夺理。第二天周恩来总理会见田中首相，严厉谴责了日本的行为，最后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才写进了“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这样的话语，中国政府声明，“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29]。在这里，日本政府对战争的性质仍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缺少“由于侵略”和“深表谢罪”这样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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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上所述，二战后日本战争赔偿对日本反省战争态度的影响显而易见。但自从7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自认为战后所有赔偿问题已经全部解决，战败的痕迹似乎已不存在，该是进而抹去战前那不光彩的一页，彻底而全面地否定这场战争的时候了。一是日本加快重新武装的步伐，军费开支连年突破国民生产总值1%的这一限额，其武器装备日益精良，在成为经济大国的同时，跃跃欲试想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二是复活军国主义的思想从未有所收敛，在荒谬的战争史观支配下，公开美化和开脱战争罪行的事件屡屡发生。诸如1982年和1986年文部省两次篡改历史教科书事件[30]，严重歪曲历史；面对亚洲国家的强烈批评与谴责，许多政界要人公开极力为侵略战争辩解[31]。就是在去年全世界都在隆重纪念二战胜利50周年之际。日本政坛这种历史翻案风还在继续[32]。应当指出，自7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这种日益严重颠倒历史的动向，从未像今天引起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的广泛关注和各个阶层的密切重视。如果说对于50、6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复活，由于这些国家当时正着力于民族独立斗争，以及“冷战”的影响等因素制约，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这种矛盾，致使这些国家没有能够携起手来对这种行为进行坚决斗争的话，那么在“冷战”结束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曾经被有所掩盖的日本对过去侵略历史缺乏反省的情况便变得日益敏感和突出。已经站立起来的这些亚洲国家，再也不能容忍日本这种颠倒是非的侮辱史观和篡改历史的手法，他们所要的已不是以前日本和这些国家交往中的遮遮掩掩的道歉或就事论事地检讨态度，而是从根本上加以纠正，进行有国家级的和有法律效力的谢罪。惟有如此，日本政府才能够扔下历史重负，同周边国家建立起互相信赖、共同发展的和睦友好关系。
    注释：
    ① ④《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78-436页，第121-125页。
    ②日本外务省编：《占领及管理日本重要文书》第1卷，外务省1949年，第92-114页。
    ③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5-1946,VIII,PP.267-273.
    ⑤《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45-1949）》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121-125页。
    ⑥NSC22/1,Possible Course of Action for the U.S.with Respect to the Cr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August 5,1948.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ile.N.A.
    ⑦FRUS，1948，VI，PP.712-713
    ⑧NSC13/3,Recommendations with Respect to U.S.Policy toward Japan,May 6.1949.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ile.N.A.FRUS,1949,VII,PP.730-736.
    ⑨ ⑩《旧金山议和》，第276-277页。菲律宾要求赔偿80亿美元，印度尼西亚要求赔偿70亿美元，法属印度支那要求赔偿20亿美元。第277-278页。
    [11]《国际条约集（1950-1952）》，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40页。
    [12]日本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第1卷《总论·赔偿·终战处理》，东洋经济新报社1982年版，第262-263页；第316-317页。
    [13] [17]例如三菱重工业公司，它与日本防卫厅关系密切，为日本自卫队生产飞机和军舰等，是日本最大的军火公司，素有“三菱军需省”之称。见《日本政治概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23页；第247页；第2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