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北美殖民地政治上民主因素的造就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社会背景。
    第一，欧洲宗教改革、人类先进思想和英国政治制度的影响以及英国革命的推动。
    16世纪，作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先声，在欧洲大陆爆发了宗教改革运动，德国、英国、法国、瑞士等都纷纷卷入了这个浪潮，产生了诸如路德教、再洗礼教、加尔文教、教友派等教派，他们所宣扬传播的个人信仰、平等信仰、理性、教派自治主义以及宗教与政治分离等比较进步的主张，对于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民主理论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7、18世纪前往北美大陆的欧洲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新兴教派的信仰者。北美有几个殖民地从一开始就是由他们建立起来的，像马萨诸塞、罗得艾兰和康涅狄格等新英格兰殖民地就是由清教徒缔造的，而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则出自教友派之手。
    17、18世纪，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也开始崭露头角。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传统的权威主义、神秘、独断，提出了“天赋权利”、“社会契约”、“人民主权”、“功利主义”等理论，并以“自由”和“理性”为号召，吸引了广大人民群众，影响深远。对北美殖民地人民思想意识发生最深刻、最广泛影响的英国启蒙思想家有霍布斯、洛克等人；法国启蒙思想家有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由于北美洲没有封建社会的经历，属于中产阶级者为数不少，因此，这些启蒙思想家的作品，诸如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等，在北美传播很快。殖民地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深受“天赋权利”学说的影响，1775年以前，天赋权利思想已成为殖民地社会资产阶级的主导思想意识。殖民地的思想家还广泛地阅读了欧洲其他思想家关于哲学、历史和法学等方面的著作，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民主意识。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英国是北美殖民地的宗主国，其前往北美的移民占殖民地人口的大多数，所以，英国的一些传统和政治制度必然在殖民地社会中留下很深的印记。“英国政治制度的许多方面在殖民地得到十分相近的重建”[⑦]。例如，13个殖民地都各有一个代议制议会，它们在权力和职能方面有意效法英国议会的榜样。
    英国的自由传统及长期以来形成的自由权利，也深得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崇尚和重视，他们常以争取“英国人的自由”作为自己斗争的目标和口号，他们要求享有英国人自从《大宪章》以来一直为之奋斗的全部权利。
    1640年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它不仅改变了英国的历史，而且在北美大陆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借着这股革命的东风，殖民地人民纷纷起来，掀起了新的民主浪潮。17世纪40、50年代，弗吉尼亚人民正是在英国革命的影响下奋勇斗争，使该殖民地一度几乎成为独立的共和国。王政复辟时期，英王采取一系列反动措施，加紧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但是随着1688年复辟王朝的倾覆，北美殖民地立即爆发了一连串的人民起义和群众运动，加强或扩大了自己的民主权利。正是这些来自欧洲的影响，使得“美国从一诞生起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⑧]。
    第二，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统治的软弱松散。
    在北美殖民地开拓之初，英国对于殖民地的行政管理一直不曾有过明确的政策。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英国正处于革命时期，国内局势混乱，无暇更多地顾及殖民地；另一方面，当时英国统治者对于殖民地主要是侧重于商业上的利益，较少考虑其行政事务。这个时期，北美各英属殖民地基本上都是由一些个人或团体来建立或管理的。
    从17世纪中后期开始，英国逐步建立了一套庞大的殖民地管理体制，加紧对殖民地的控制和勒索。英国政府的南方部、海军部、陆军署、财政部等都与殖民地有关系。枢密院和议会也参与管理殖民地事务。1696年设立的贸易与殖民地委员会是比较专门的负责管理殖民地的机构。英国统治权力在殖民地的具体体现者就是殖民地总督。在王家殖民地，总督有权否决殖民地立法议会通过的法案，有权任命一些殖民地官吏。英国的这一套殖民地管理体系重叠松懈，对于治理远离本土的殖民地并不很适宜。首先，没有一个特设的行政机构可全权管理各殖民地，各个现存的不同机构对于殖民政策不能谐调一致，经常在管辖权方面发生争执。这就使殖民地不服从命令有所借口。其次，殖民地管理体制被贪污腐败之风弄得百孔千疮。结果行政效率低劣，工作无人负责。再次，英国和殖民地被大西洋隔开，相距3000英里。横渡大西洋需时一两个月，有时需要等候一年才能定到船位，交通非常不便。各殖民地立法议会经常在通过议案之后，一面立即付诸实施，一面呈送英国统治机构有关部门批准。英国的批复要一年或一年半以后才能转回。如果议案被否决，议会可以稍事修改，重新制订法案，然后再把上述程序重演一番。最后，英国虽然委派了不少在殖民地的代理人，但它并不支付这些人的薪金，而是把负担转嫁到殖民地人民头上。殖民地立法议会就抓住总督和其他殖民地官吏薪金取给于殖民地这一有利条件，往往以不通过支付总督及其他官吏薪金的法案，迫使英国殖民地官吏屈服。此外，从17世纪中叶以来到1763年，英国不停地与荷兰、法国、西班牙交战，因而也放松了对殖民地的控制。
    英国殖民地管理体制这种软弱松散的状态，显然削弱了其政策的可行性，对殖民地议会权力的增长，对殖民地民主因素的壮大无疑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难怪有人把英国对北美的统治比作“有益的忽视”[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