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北美辽阔的土地促进了自由和平等。
    北美虽非“世外桃源”，阶级压迫、贫富不均依然存在，但北美毕竟是块新大陆，它那辽阔的土地给广大贫苦民众提供了希望和机会。虽然这些土地一般不能任意占取，但要获得土地的确比较容易。一方面，殖民地当局为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为了防止已有的居民外流，基本上都提出一些比较便利的获得土地的条件。如弗吉尼亚和马里兰都规定，凡自费移居到新世界者，可以获得50英亩的土地。凡帮助一个移民来到北美的人，也可以获取同等数量的土地。另外，关于契约工服役期满后的获得土地条件，各殖民地一般也都作了规定。在弗吉尼亚服役期满的契约工可得到50英亩的土地和其它简单的生活资料。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的契约工服役期满可获得50或70英亩土地。另一方面，当东部旧殖民区的沃土被占领殆尽，地价上涨时，当统治阶级的压迫加剧时，那些不堪凌辱、渴求土地的农民便纷纷向西部边疆进军，在那里“强行占用”土地。“仅在1732年到1740年期间，用这种方式占用的土地就约有四十万英亩”[⑩]。这样，在北美殖民地，不仅富裕之家能够获得大量地产，而且广大下层民众也能取得一定数量的土地；不仅大土地所有制实力雄厚，而且小农土地所有制也十分普及。
    对于农民来说，土地的获得既意味着生活的保障，又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政治权力，因为选举权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一定数量的土地或财产。更为重要的是，凭着拥有土地和由此而来的人身自由，只要辛勤劳作，经营有方，下层人民就有增进收入、扩充财富、提高社会地位的希望和机会。虽然，并非每个人都能实现这一目标，但成功的事例确非罕见。据统计，“弗吉尼亚代表议会的代表中，过去曾经作过契约佣工的代表在1629年约占百分之十六，在1662年约占百分之四十三。”[11]
    相反，一些昔日的富豪之家因经营不力，或不胜新兴力量的竞争，则往往会衰落下去，政治上的光彩也随之暗淡，像斯科伯勒家族和温米莱家族，原先都曾是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颇有声望，“但仅到他们的第二代就丧失了旧时的显贵”[12]。
    这种以发家致富而提高社会地位的状况就使北美大陆逐渐形成了一种迥异于欧洲国家及封建时代的特质，即社会地位的造就主要不是因为先辈的遗传，不是依靠君主的恩赐，而是凭借财富和经济实力。科尔登1748年在谈到北美的情形时说道：“这个年轻的民族所广泛崇尚的唯一生活准则就是获取财富，而拥有财富，……则成为人们受敬重的唯一依据。”[13]因此，在北美殖民地，贫穷的民众自然兢兢业业、立志进取，而显贵首户也不敢固步自封、坐吃山空。这种对财富和金钱的追求无疑推动了殖民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形成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第四，殖民地人民为争取民主和自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殖民地时期，北美的居民除了土著的印第安人和从非洲贩运来的黑人外，基本上是来自欧洲的以英国人为主的移民，其中绝大多数是下层穷苦民众。他们之所以背井离乡、漂洋过海，主要是为了摆脱贫困和受压迫的境遇，谋求自由和幸福。移民们是带着对旧世界的厌恨和对新生活的厚望而涌入北美的。他们不能容忍也不会屈服于任何形式的欺压和奴役。从1635年以马修斯为领导的弗吉尼亚人民起义到1763年后殖民地人民冲破英国皇室限令向西部占地的英勇举动；从1676年培根领导的农民起义到18世纪初开始边疆农民争取平等代表制和地方自治的运动；从1689年库德领导的马里兰人民起义到18世纪30年代的“大觉醒运动”；从1689年莱斯勒领导的纽约人民起义到18世纪30年代的“曾格案件”，北美人民各种形式的斗争就从未停息过。他们在政治上主要是争取代议制政体和扩大民主权利；经济上争取土地合理分配和反对剥削压迫；宗教上争取信仰自由和反对禁锢束缚。到殖民地后期，由于宗主国压迫的加剧，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则带着浓厚的反英色彩。
    在北美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中，不仅广大下层劳苦大众踊跃参加，起了主要作用，而且许多上层人士也都投身进来。如培根原就是一个大种植园主和弗吉尼亚总督参事会的议员。这说明，民主和自由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北美殖民地的斗争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正是北美人民前仆后继、范围广阔的英勇斗争，给予了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反动统治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从根本上削弱了封建主义、专制特权和殖民统治的基础，极大地推动了民主浪潮的高涨。
    总之，外在条件与内部因素相结合，人类先进思想与北美独特环境相结合所构成的天时、地利、人和，为民主之花在北美的开放造就了优越的温床。有位历史学家说得好：“驶抵避风港的第一批船从欧洲带来了民主的种子。这颗种子播撒在处女地上之后即茁壮成长。”[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