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西方反封建斗争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般都对教权抱深恶痛绝的态度。如卢梭就说道：教会“造成了那种永远不断在搅扰着基督教各个民族的内部分裂。”[（36）]这种看法在当时有现实的合理性。
    西方学者一般都对王权集中抱歌颂的态度，但他们是站在自己的历史背景上来看待王权集中的进步性的，所以他们同时也大肆歌颂“自由”的胜利（包括中世纪贵族的自由），对“自由”的歌颂大大冲淡了对王权集中的歌颂。东方学者在讲到王权胜利时，却总让人觉得他们在把东方式的专制君主看成王权集中的最终目标。这是不恰当的。
    其实，不仅取得政权后的资产阶级不推崇无限制的专制王权，就是封建君主专制时代的理论家也不赞成。专制制度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布丹（1530-1596）虽认为君主制是最合时宜的政治形式，但为了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理论，他把君主制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即“领主的”君主制，“暴君的”君主制和“王权的”君主制。“在王权的或合法的君主制中，臣民服从于国王的法律，国王服从于自然法，臣民享有天然的自由和对自己财产的所有权。‘王权’君主制是一种权力得到良好实施、行政管理有条不紊的‘国家’”。在布丹的思想中，“‘暴君的’君主制与东方的、或古代的君主制相对应，‘领主的’君主制与封建君主制相对应，而‘王权的’君主制则是行政管理型的现代君主制。”[（37）]正由于布丹主张君主要绝对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权，主张征税要得到被征税者的同意，所以人们一般认为他的专制主义的理论根源是宪制主义。[（38）]
    专制主义时代的思想家不仅一般地不赞成无限制的君主权力，而且还主张用宗教来钳制王权。16世纪初法国著名的专制主义者克洛德·赛瑟尔（1450-1520）主张用三种东西来约束君主，其中一种就是宗教[（39）]。象孟德斯鸠这样的启蒙运动家也主张用宗教来限制君主。他说道：“宗教是唯一约束那些不畏惧人类法律的人们的缰绳，君主就象狂奔无羁、汗沫飞溅的怒马，而这条缰绳就把这匹怒马勒住了。”这一思想显然得自他对西欧历史上政教关系的体会，所以他说道：“基督教反对君主以专制淫威去裁决曲直、去肆意横虐。”[（40）]在这一点上，以反封建天主教会为已任的孟德斯鸠甚至对历史上的基督教也大加赞美。他说：“基督教禁止多妻，所以基督教的君主们比较不幽居深宫，比较不和国民隔绝。因此，就比较有人性；他们比较愿意依从法律，而且能够感觉到自己并不是什么都可以为所欲为的。”[（41）]
    可见，我们在讲到教权抑制君权，或讲它加深了分裂时，要注意到这一历史现象含有的多方面意义：
    1.某种意义上，教会确是中世纪西欧最重要的独立势力，或者说是各种独立势力的集中表现。它的独立性，本质上与贵族的独立性一样，同是西欧封建社会的产物，但由于它有严密的组织和强大的神权，它的独立性又有别于贵族那种近于无组织、无原则的独立性。它要求独立于王权，但又不希望基督教王国里充满动乱或无政府状态，并为消弭这种动乱倾注了极大的努力。
    可以说，教会追求的是一种“有秩序的分裂”，这是西欧中世纪领主制的反映。教会在这方面的追求和实践在不少情况下虽不利于王权集中，但又对西欧中世纪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的发展有深远影响。教会限制君权的努力是近代代议制思想产生的重要基础。
    2.教会的独立性虽有助长贵族独立性的一面，但客观上也有利于城市取得独立的政治地位。在意大利，教皇与皇帝的斗争使市民们易于利用双方矛盾来反对他们。教皇与皇帝一样，为取得城市的支持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城市的独立与教皇、皇帝相持不下，两败俱伤有关。一般说来，教士、贵族的独立性，使西欧各国的国王不得不把城市看成盟友（德国有所例外）。“国王与城市联盟”的现象在一个国王拥有似乎无边权力的国家里简直难以想象。
    前面讲到，教廷组织、宗教会议、教会法、教会法庭等都影响了王权的发展，有人认为这些东西对城市自治权的建立、发展也有过影响。[（42）]
    3.教会抑制王权的理论反过来又为抑制教皇专制的斗争提供了思想武器。反教皇专制的理论既产生于教会外（“皇帝党”），又产生于教会内（异端、宗教会议、宗教改革）。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就在“教皇党”和“皇帝党”的互相影响下发展起来。
    “教皇党”和“皇帝党”的思想不仅互相渗透，它们的影响也是非常复杂的。西方有人写过一篇文章，认为关于教皇权力有限的理论加强了英国议会限制王权的势力，有助于中世纪英国议会的发展。[（43）]也就是说，本来有利于“皇帝党”的主张，反过来有助于把王权限制在一定的限度内。这种复杂性进一步揭示了中世纪的政治斗争与西欧近代政治发展的关系。
    总之，西欧中世纪的政教斗争集中体现了西欧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矛盾和特征，有利于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因为这种内在的矛盾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大规模的决战（象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大起义），同时又有助于与工商业联系在一起的第三种政治力量--中世纪的城市市民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的发展。15-16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在封建国王的帮助下发起斗争，从思想上批判掌管封建意识形态大权的教会，在不存在政教二元分立的东方国家里，这是不可思议的。
    注释：
    （1）（3）（17）C.W.Previte-Orton,The Shorter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Cambridge,1953,vol.1,PP,473,476,500－501
    （2）（4）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1982年版，上册，第503、504页
    （5）（26）（28）T.F.Tout,The Empire and the Papacy,918-1273,London,1901,PP,74,31,386
    （6）（8）（21）E.M.Hallan,Capetian France 987-1328,London,1980,PP.20,18,18
    （7）（30）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1985年版，下册，第286-287，289页
    （9）（10）（12）（13）（15）（18）（23）（24）（33）R.W.Southern,Westem Society and the Church in the Middle Ages,Penguin Books Ltd,1982,PP.38,130,159,132,117,108,159,4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