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6世纪中叶西班牙入侵菲律宾后，殖民当局一直实行专制、垄断和锁国政策，将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经济制度移入菲律宾。菲律宾社会经济发展仍然是缓慢的，长期处于一种中世纪式的孤立、封闭状态，而西班牙人带来的文化不过是天主教以及大多与天主教相联系的文化。菲律宾的近代文化，是19世纪中叶以后才得到发展的，而在菲律宾革命前的“宣传运动”中和革命时期（1896-1898）连续出现了两次高潮，使得菲律宾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在19世纪末的东南亚走在最前列，在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纪念1896年的菲律宾革命100周年之际，回顾菲律宾近代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探讨菲律宾革命与近代文化发展的关系，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一、菲律宾近代文化产生的基础
    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由于西班牙国内政治上的变化和英国等国势力的侵蚀，菲律宾殖民当局不得不逐步采取鼓励本地商品经济发展、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走向开放的政策，使得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所发展。1834年9月6日，西班牙王室颁布诏令，宣布马尼拉港正式向国际贸易开放。此后，又于1855年决定将怡朗、三宝颜和苏阿尔这3个港口也向国际贸易开放。在政治上，西班牙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颁布的加斯迪宪法，扩大了殖民地居民的权利；而在教育上，殖民当局在1860年以后已着手普及初等教育和发展中高等教育。菲律宾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和对外关系上的这些变化，为近代文化的发展，准备了基础。
    首先，随着商品农业、商业贸易和工业的发展，在菲律宾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其本身特殊利益的新阶层，他们大多从事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和农业。在这个新的阶层中，有菲律宾人、华侨、米斯蒂佐（华侨与当地人通婚所生的后裔）、西班牙人和其他欧裔居民。在19世纪中叶，他们的人口已达数十万，其中米斯蒂佐就达20多万。早期菲律宾资产阶级及其文化的代表人物，大多产生于米斯蒂佐子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物中。
    其次，菲律宾开港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为菲律宾人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他们接触了外国的思想和外国的旅客。他们读报纸和书籍，包括从海外来的。因此，他们的精神扩展了。他们变得不满于事物的旧秩序了，而要有新的社会的与政治的变革，使与时代精神相协调。”[①]
    第三，教育的发展，对于造就一代具有新的思想文化意识的新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到1847年，菲律宾已有593所小学、在校学生约11万；中等教育机构除了6所普通中学，还有航海、商业、艺术、农业、工艺等职业学校和师范学校，学生多达数千名，高等学校的人数也大有增加，在1820～1850年间每年毕业生平均只有130名，到1871～1876年间已达348名。[②]这些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往往既是西方思想的接受者，又是西方思想的传播者。
    第四，菲律宾当地牧师人数的增长。到19世纪中叶，天主教已成为菲律宾全民性的宗教，尽管天主教是由西班牙传入并且西班牙教士居于统治地位，但殖民地社会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以及天主教的菲律宾化，使得当地牧师的人数逐渐增多，到19世纪中叶，他们在人数上已远远超过西班牙教士。19世纪40年代，菲律宾牧师已达2000人多之，而西班牙教士仅500人。但是，由于西班牙人的特殊地位，菲律宾绝大部分的教区，却掌握在西班牙教士手中。这就不能不引起菲律宾教士的不满。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发起的争取教区管理权的斗争，显示了菲律宾牧师对白种人优越感和民族压迫的抗议，从而成为菲律宾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声。
    最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这三百年的西班牙统治，虽然没有带来近代文化，但是对于统一的菲律宾文化的发展，却在客观上创造了条件，因为它带来了一个共同的语言（西班牙语）和一个共同的宗教（天主教）。这是16世纪的菲律宾所没有的，这两种因素特别是共同的宗教，极大地影响了近现代菲律宾文化的发展。
    二、“宣传运动”和第一次近代文化高潮
    与东南亚其他国家一样，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菲律宾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这是菲律宾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近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与东南亚一些国家不同的是，近代菲律宾思想文化的发展，更多地受西方宗教和文化的影响。在菲律宾第一次近代文化发展高潮中即“宣传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思想文化代表人物，几乎也都是受过西方式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
    菲律宾民族主义最初是由受过高等教育的菲律宾牧师通过宣传菲律宾人和西班牙人的种族平等以及要求教士菲律宾化而表达出来的，其代表人物是牧师佩德罗·佩莱斯和他的学生何塞·布尔戈斯神父。就其思想来源而言，应该说与基督教的平等教义不无联系，而其现实基础则是随着菲律宾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菲律宾人平等和权利意识的增强。但是，在1872年，民族主义和近代文化毕竟还处于蒙蒙胧胧的初期，其内容还是比较狭隘的。主要是要求宗教上的平等和教士的菲律宾化。
    1872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世俗知识分子开始关心和思考菲律宾的前途和命运，对殖民地的现状深感不满，要求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改革，他们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来宣传他们的改革主张。这场运动最初是由在香港、日本横滨、新加坡、马德里、巴塞罗那、巴黎、伦敦的菲律宾知识分子发起的，后来一些菲律宾知识分子和在马德里等地留学的菲律宾学生也参加进来，发展为一个广泛的运动。它在菲律宾以马尼拉为中心，在欧洲主要在西班牙则以马德里为中心。与有蒙胧的民族主义意识的教士不同，宣传运动的参加者，大多是出身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有诗人、学者、作家、历史学家、新闻记者、律师、医生、画家、教师，许多人到过欧洲，接触过18、19世纪欧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杰弗逊等思想家的著作。因此，他们的视野更为开阔，思想更为自由，争取菲律宾人平等地位的民族主义意识也更为明确。当然，他们从小受西班牙式的教育，生活方式是西班牙的，基督教义对他们也有极深的影响。格雷戈里奥·桑西亚诺1881年发表的《菲律宾的奠基》一书，一般认为是宣传运动的奠基之作。1882年在马德里的“西班牙菲律宾”小组的出现，则标志着“宣传运动”的开始。当1883年7月“西班牙菲律宾协会”在马德里成立时，宣传运动已经成为一个在海外的菲律宾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的运动了。
    宣传运动的主要主张，包括以下5个方面：（1）在法律面前，西班牙人与菲律宾人一律平等；（2）吸收菲律宾为西班牙的一个正式省份；（3）恢复菲律宾在西班牙议会的代表权；（4）实现菲律宾教区的菲化；（5）赋予菲律宾人以个人自由，例如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请求申冤的自由。[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