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欧洲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进程，基督教的发展与变化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目前我国学界对这一社会转型时期的宗教生活，特别是城市中日常的宗教生活讨论不多。在文艺复兴时期，宗教生活的特点，教会自身面临社会转型时有何反应以及应怎样理解所谓“基督教的世俗化”，弄清楚这些问题，对我们进一步认识欧洲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这一历史进程中某些深层的社会因素不无裨益。因此，笔者拟从教会和俗人两个方面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的宗教生活予以考察。
    一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教会在城市中的影响非常广泛，正如劳洛·马丁内斯所指出的“城市的居民到处都面对教会的存在，事实上，城市首先就是被划为教区的，人们与教区始终都具有联系”[①a]。因此，要考察城市的宗教生活，首先应该了解意大利的教会组织。在这一时期，教会组织划分为若干主教管区，主教管区以某一城镇为中心，管辖周边地区，其辖区大小不等，数量也不固定，从15世纪到16世纪，从北意到南意的主教管区的数量大致都保持在250个以上[②a]。这与西欧各国相比是相当高的，同期法国有主教管区131个，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合在一起仅有67个[③a]。这是由于意大利为教廷所在地，而且城市异常发达。主教管区的最高首脑大主教和主教一般是由教皇直接选择和任命的。但实际上各地区情况不同，有的候选人由地方势力推荐，教皇也不得不考虑按照地方势力的意愿任命主教。主教管区的基层组织为教区，通常由一洗礼堂和周围附属的礼拜堂组成。担任神职的教士就成为沟通上帝与广大教徒的中介人。
    普通教士只是构成了教会组织的一部分，教会组织的另一部分是修道士。在中世纪的意大利，修道士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修道僧，主要有本尼狄克派、卡马尔多勒派和息斯特西安派；另一类为托钵僧，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即为其中的重要派别。修道院最初只是建在人迹罕至的山上和乡间，至文艺复兴时期，多数修道士派别已在城里建立起修道院，并以这些修道院作为其活动的中心[①b]。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教会组织大体都维持着上述基本格局。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普遍兴起和扩张，教会从自身组织和教俗关系，从思想到行为上都发生很大的变化。
    （一）教俗两界价值观念的趋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商品经济异常活跃，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全面发展，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城市成了工商业和金融业的中心，周围的中小城镇及广大乡村均卷入巨大的商业贸易网，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其影响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即使是僻处山区的小镇也不例外，地处佛罗伦萨西北山区的小镇佩西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区成为一个经营粮食、丝线、酒类和橄榄油的繁荣集镇[②b]。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教会所奉行的传统基督教的价值观念已经无法坚持下去了。在13世纪，法兰西斯派尚主张禁欲与安贫[③b]，到了15世纪，被奉为圣徒的该派修士圣伯尔纳迪诺已改变了态度，他对工商业大为推崇，提倡通过商业使金钱和珠宝转作生产性用途，指出“有节制地享有繁荣是好事而不是罪恶；工商业有益于公众幸福”[④b]，这样，圣伯尔纳迪诺就从理论上肯定了商品经济发展中追逐金钱利益的价值观念。圣伯尔纳迪诺还只是主张“有节制地”享有财富，而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教会走得更远，手段也极其繁多。佩西亚的泰亚廷女修道院与外界的经济交往由一个管理委员会来协助完成，管理委员会成员的构成对女修道院的经济利益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因此，该修道院在选择管理委员会成员时总是挑选那些家道殷实的人，以便获得更多的捐赠，而委员个人的德行则是次要的。如在一次选择中，从38个候选人中选出的4人并非因德行甚佳，而主要是由于他们家庭富有[①c]。将自己的财产捐赠给教会是俗人表达自己宗教虔诚的方式之一，特别是一些忙于生意的工商业者没有更多的时间参与宗教活动，便以向教会捐赠钱物的方式加以补救。教会就利用俗人的宗教热忱，尽可能多地获取财富。很多教会组织都通过接受捐赠而变得非常富有，其中，教会办的医院接受捐赠尤多，佛罗伦萨的圣玛利亚·诺微拉医院在1427-1498年间获得了价值达5300佛罗琳的地产，卜尼发西奥医院的财产价值增加了2100佛罗琳[②c]；庇斯托亚的切波医院在1428年通过接受捐赠而成为庇斯托亚最富有的宗教组织，其财政预算几乎是主教的两倍[③c]。戴维·赫尔利希明确指出，“医院财富在13-15世纪的惊人增长只是由于虔信的捐献和遗赠才使其成为可能”[④c]。教士个人为了多赚点钱而想出了各种办法，甚至不惜违背教会的法规。庇斯托亚的很多教士都身兼数职，即一人主持若干教区教堂，多得几份俸禄，这本是教会法所禁止的。如菲奥拉万蒂神父除他自己的教区外，还在城里和乡村4处教堂拿俸禄；托马索·斯特罗齐神父是卡米利亚诺教堂的住持，但他还从远在山区的圣玛利亚教区取得收益。这些教士从他们兼职的教区拿钱，但并不住在那里，使得该教区的居民多数时间都无法举行圣事[⑤c]。据庇斯托亚教会档案记载，在1428年，庇斯托亚城中29个教区仅有14名神父，多数教士都是一人主持2至3个教区[⑥c]。比萨的情况也是如此，托西亚诺·马蒂诺教区的阿尔伯托神父一人主持6个教区[⑦c]。有的教士干脆越出教会的范围到俗人社会中兼职，如到大学作管理人员或是干其它事情[⑧c]。在教会组织中，处于下层的低级教士经济状况并不丰裕，但只要在教会中职位稍高，如作到本堂神父以上，其俸禄就很可观。于是，教职便成为人们为谋利而竞相追逐的目标。例如，当佛罗伦萨的圣玛利亚教堂一个职位空缺时，立即有5个红衣主教都向教皇推荐自己的亲信，佛罗伦萨本地也有好几个申请人，在这场争夺中，法兰西斯科·德·本尼暗中疏通了各方面的关系，包括教皇秘书、教皇驻佛罗伦萨大使、佛罗伦萨大学校长、归尔夫党首领，最后为他在波洛尼亚大学读书的儿子谋得了这个位置[①d]。人们之所以要这么急切地追逐教职，是由于谋得教职除了本人能得到优厚的俸禄外，其家族也可从中受益。列奥那多·达蒂在担任多米尼克修会的总管时，曾借给他兄弟一笔钱使其免于破产，但这笔钱从未归还。科尔西尼家族的安德列亚和内里担任菲耶索莱主教期间，他们的亲属得以掌管教产，并靠此发财谋利[②d]。
    总之，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中世纪社会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托尼在谈到中世纪社会关于经济活动的伦理观时指出，在中世纪，人们认为“物质上的富裕是必要的，但它只是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追求为维持生计所必需的财富是人的正当权利，但追求更多的财富则不是进取，而是贪婪，贪婪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③d]。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各安其位、恪守本分的价值观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追求财富和物质已成了人们奋斗的目标，“整个世界都围绕着做生意和最大限度地谋取利益而运转”[④d]。意大利的教士和修士作为社会阶层之一，自难置身事外。